(至元)四年春，攻□之金刚台，纵火大掠，鱼贯先登，不终日拔之。越明年秋，军于黄之聚军山，与敌相加，鼓噪而进，彼兵大溃。诛宋将杨总管昆仲二人，士卒五百余级，掳获生口以数千计。
    金刚台属光州地界，位于河南商城东南，与安徽接界，因奇石纵横、形似金刚而得名，与黄州聚军山均属南宋襄樊战区东面的外围据点。此外，据《元史·唆都传》：
    李璮叛山东，从诸王哈必赤平之。还，言于朝曰：“郡县恶少年，多从间道鬻马于宋境，乞免其罪，籍为兵。”从之，得兵三千人。以千人隶唆都，为千户，命守蔡州。至元五年，阿术等兵围襄阳，命唆都出巡逻，夺宋金刚台寨、筲基窝、青涧寨、大洪山、归州洞诸隘。(15)
    按，李璮之乱发生在中统三年(1262)，很快就被平息。此后不久，唆都奏请征招当地走私商贩三千人为兵，其中分拨到蔡州的一千人，单独组成一千户，由唆都任千户长。这与前面《元史·兵志》所云“一千人与蔡州万户”有可能指的是同一件事。无独有偶，同李世和一样，唆都也参加了夺取金刚台的战役，只是二者时间相差一年(16)。按元初军制，管军总管地位介于管军万户与管军千户之间(17)。由此看来，李世和的军职似应稍高于唆都。不过，李世和在至元六年就去世了，名气远不及以后参与灭亡南宋的唆都。此外，李世和与唆都所部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两支部队虽然都直接参与了夺取金刚台的战役，但唆都所部千户似应隶属蔡州万户(18)，而李世和所部“新军”似应独自成军，归军前统帅直接调遣。当然，这仅是笔者的一种猜测，具体情况还有待新的材料加以证实。
    除李世和、唆都外，时任南京总管府判官的张孔孙，也是积极倡言征招私走小路军人的官员。“时方议下襄樊，朝廷急用兵，孔孙谓：‘今以越境私贩坐罪者，动以千数，宜开自新之条，俾得效战赎死。’朝论采之。”(19)由此可见，征招私走小路军人，是当时不少官员的共识。
    元朝平定江南后，“私走小路军”即不见诸文献记载。但有元一代实行的是军户世袭制度，私走小路军作为士兵征集来源虽不复存在，但作为军籍应该一直保留下来，并融入统一的汉军军户中。
    顺便谈一下元初的河渡提举司。有关宋元越境走私贸易，陈高华师曾撰有札记《宋元之间的马匹走私和提举河渡司》(署名温岭)，指出当时双边的走私贸易尤其是马匹走私贸易非常猖獗，为此，元朝曾从潼关至徐邳设八处提举河渡司加以缉查。(20)八处提举河渡司陈师已列有潼关、大洋、孟津、中滦、三汊、太皇寺、蕲县等七处。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经世大典·站赤》、《元典章》的一些记载。
    先谈《大元马政记》：
    至元二年六月，圣旨谕中书省：“照得已前哈罕皇帝、蒙哥皇帝累降圣旨，禁约诸人无得将马疋偷贩外界，近年以来，亦曾禁治，终是不绝。盖因沿边一带，不分好，滥行乘骑，及把边军官并管民官司不为用心关防禁治，以致不畏公法之人，偷贩南界，转资敌人。若不将沿边去处禁断，窃恐官民多遭刑戮。除已遍行统军司并监战万户严令禁治，今拟黄，百姓、僧、道、秀才、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吾儿、回回、女直、契丹、河西、蛮子、高丽，及诸色人匠、打捕、商贾、娼优、店户，应据官中无身役人等，并不得骑坐马疋，及不以是何人等，亦不得用马拽草、拽碾、耕地。，遇有过往蒙古、汉军及宣使人员并官中勾当许令骑马者，亦须验各管上司堪印信押人凭，然后放行外，诸人若无凭验文字，不得将马疋辄过黄河乘骑贩卖。。除沿边蒙古、汉军许令骑马人等外，不合骑马人，将见有马疋，自圣旨到日，限三日，于街市货卖，或于本路官司和中画时依例支价。如限外乘骑、隐匿夹带、泛滥杂使者，许诸人告捉到官，问当得实，将犯人处死，验马疋合该价值，给付告人充赏。今将合坐骑马疋人员逐一开具，仰钦依施行。(21)
    陈师在文章中提到《元史·世祖纪》的一则记载：至元四年三月辛卯，“自潼关至蕲县立河渡官八员，以察奸伪”(22)。按，据《松乡先生文集》卷三《故奉直大夫赵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至元二年，宣授奉直大夫、太皇寺提举河渡司。”上述圣旨发布的时间为至元二年六月，则在至元二年，应该已经陆续出现提举河渡司的设置。引文所谓“今拟黄河以南，自潼关以东，直至蕲县地面内……黄河上下大小渡口，亦别行差官看守巡禁”，应该指的就是设立提举河渡司之事。另据《姚燧集》卷二一《怀远大将军招抚使王公神道碑》：“后奸人多窃马私互市，朝廷议其禁，始置潼关、大洋、孟津、中滦、三汊等所，以及徐邳八提举，俾司纠之。凡乘马而南者，必视其传。”而据上述《大元马政记》，“自蕲县至沂州，专委枢密院，再令添插军铺，常切往来巡绰”。八处提举河渡司最东面应该只到蕲县。自蕲县到沂州以及夹在二者中间的徐、邳二州(均在黄河岸边)，则专委枢密院设立军事哨卡(军铺)，往来巡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