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乙未为至正十五年(1355)，这一年，红巾军入据徽州黟县。朱克用率本千户不满千人的军队，与敌周旋。第二年四月大败敌军，收复失地。后受到丞相(应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嘉奖，升万户，驻守徽州路绩溪县。
    此外，《元典章》卷七《官制一·职品·内外文武职品》在从七品外任军职下列有“唐邓均三千户所奥鲁官”。按，均州位于唐、邓二州之西。1253年蒙古南徙邓、均、唐、襄、樊五州军民时，均州已被南宋收复。不过，第二年即发生南宋均州总管孙嗣降蒙事件(60)，大概此后即为蒙古占据，纳入唐邓保甲体系。元朝于此曾驻重兵，以后发展为上均州万户府(又作均州万户府)。此处“唐邓均三千户所奥鲁官”，则有可能专门为在外地戍守当兵的保甲丁壮军户而设，像上面提到的唐州保甲千户所，其奥鲁事务，很有可能就归“唐邓均三千户所奥鲁官”管辖。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具体情况，尚需更多材料证明。
    通事军主要见《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军役·正军·省谕军人条画》与《新附军·招诱新附军人》、《招收私役亡宋军人》等。虽然《元典章》将其归为新附军序列，但《至正金陵新志》所载当地户计，却明确将通事军户与新附军户并列(61)。我以前曾就宋元时代通事军的发展演变写过一篇论文(62)，引起了有关学者注意。一位江阴李氏家族的后人李煜章先生，曾多次来信与我探讨这个问题，并馈赠他在2012年参与编纂的《考证版(江阴)李氏宗谱》一部。这里仅就以前论文有待发覆之处及笔者阅读《李氏宗谱》发现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通事军的前身即金代的忠孝军，我以前的文章曾揭示过二者间的关系。其实，金末有不少将领有过投降蒙古或被俘而又逃归的经历，像完颜合达，早年驻平州，贞祐三年(1215)六月，蒙古大将咸得不遣监战率军进攻平州，“合达引兵逆战，知事势不敌，以本军降于阵。监战以合达北上，留半岁，令还守平州”(63)。后于次年十一月率部投归金朝。完颜仲德，“贞祐用兵，辟充军职，尝为大元兵所俘，不逾年尽解其语，寻率诸降人万余来归”(64)。至于忠孝军将领完颜陈和尚、蒲察官奴，也有过类似经历。像完颜陈和尚：
    贞祐中，陈和尚年二十余，为北兵所掠，大帅甚爱之，置帐下。时陈和尚母留丰州，从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谨。陈和尚在北岁余，托以省母，乞还，大帅以卒监之至丰。乃与斜烈劫杀监卒，夺马奉其母南奔。大兵觉，合骑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马，母老不能行，载以鹿角车，兄弟共挽，南渡河。(65)
    蒲察官奴的经历更为复杂，除曾被蒙古俘虏外，还有一段潜入南宋的经历。
    少尝为北兵所虏，往来河朔。后以奸事系燕城狱，劫走夏津，杀回纥使者得鞍马资货，即自拔归。朝廷以其种人，特恩收充忠孝军万户……三峰山之败，走襄阳，说宋制使以取邓州自效，制使信之，至与同燕饮。已而，知汴城罢攻，复谋北归。遣移剌留哥入邓，说邓帅粘合，称欲劫南军为北归计。留哥以情告粘合，官奴继以骑卒十余入城议事，粘合欲就甕城中擒之。官奴知事泄，即驰还，见制使得骑兵五百，掠邓之边面小城，获牛羊数百，宋人不疑。官奴掩宋军得马三百，至邓州城下，移书粘合辨理屈直，留马于邓而去。乃缚忠孝军提控姬旺，诈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随营帐取供给，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军、行数千里而不慑，其智略有可取者，宰相以为然，乃使权副都尉。(66)
    完颜陈和尚曾在正大五年(1228)于大昌原以四百骑大破蒙古八千之众，《金史》对此评价很高，称“盖自军兴二十年始有此捷”，“一日名动天下”(67)。蒲察官奴再投金朝时，金朝已濒临灭亡。“天兴元年(1233)十二月，从哀宗北渡。上次黄陵冈，平章白撒率诸将战，官奴之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奴一军号令明肃，秋毫无犯。”第二年，哀宗南奔归德。当年五月，蒲察官奴以所部忠孝军四百五十人大破围城蒙军，“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余人”(68)，“撒吉思不花全军皆没”(69)。只是因后来蒲察官奴过于跋扈，为哀宗所杀，才未能跻身忠义将领序列。
    忠孝军能以少胜多，除擅长骑射、熟悉敌情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大都从蒙古阵营叛逃而来，已无退路，用当时一名忠孝军都统的话来讲，就是“我辈皆大朝不赦者”(70)。这使得忠孝军在作战时，往往会奋勇向前，义无反顾。金朝灭亡后，南宋王朝基于同样的考虑，也开始仿效金朝作法，以夷制夷，征召大批南下的诸部族人入伍，此即通事军的由来。南宋灭亡后，元朝重新征集流散江南各地的通事军人，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通事汉军万户府，由出身女真的元朝将领李占哥及其后人世袭万户。
    《李氏宗谱》似在元至正八年(1348)即有过一次编纂，其中所录“至正八年戊子春三月奎章阁侍书学士致仕邵庵山人虞集撰”《李氏宗谱序》提到：“李之先，宋末时桓烈公讳嘉那者，辅世祖定天下，立功拜官。”按，虞集于至正八年五月去世，如果此序确为其所撰，也可称得上是绝笔了。不过，此序不见留存至今的虞集各种文集，而且称“宋末时”而非“国初”，似非元人口气。同年三月署名“浙江行省参知政事庄肃公四世孙宣”撰《初纂宗谱序》，提到：“余先本中国，因五胡乱华，失陷于蒙古”，“吾始祖失陷于胡，而亟归中土”。这显然也非元人口气，更像是明人假托之作。
    《李氏宗谱》将李氏第一世定为李家奴(谱名嘉那)，其中《总世表考源》提到：“嘉那公，世居蒙古，辅元世祖定天下，累著战功，官拜行军大元帅，赐佩金虎符，驻扎河间路。卒谥桓烈，谕葬宁津县西，有纪绩碑。”按，李家奴，我以前曾考证过其人。因李氏祖先为女真人，李氏显然出自女真姓--蒲察，李家奴当即蒲察家奴。只不过，我们还不敢肯定他与前面谈到的蒲察官奴是否有亲缘关系。(71)此外，李家奴的墓地在宁津县，不禁让笔者想起本文前面谈到的建议征招私走小路军人的李世和。按，李世和也是女真人，本姓蒲察氏，墓葬也在宁津。这只是一种巧合呢？还是金朝曾在此驻扎大量猛安谋克户，其中多有姓蒲察者？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李家奴之子占哥(谱名霑柯)，我此前也考证过。另据《元史·兵志》：
    (至元十六年)十月，寿州等处招讨使李铁哥，请召募有罪亡命之人充军，其言：“使功不如使过。始南宋未平时，蒙古、诸色人等，因得罪皆亡命往依焉，今已平定，尚逃匿林薮。若释其罪而用之，必能效力，无不一当十者矣。”(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