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再看《元典章》的三处记载。
    ①至元五年月，中书右三部：近据不鲁歹申：“南京朝元宫碑上，镌着圣旨御宝一颗，诚恐奸细歹人模勒伪造，偷贩马疋，难以别辨。”省部行下南京路，勘当(德)［得］本宫中统二年王志谨钦奉皇帝御宝圣旨，赐惠慈利物至德真人，以此模勒镌凿上碑。为此，呈奉中书省札付：“公议得：随路寺观内，应有似此将御宝圣旨并诸王令旨模勒镌凿，合行一体磨毁。于二月二十日，奏奉圣旨：‘准。’钦此。”(23)
    太皇寺提举河渡司，陈师据《松乡先生文集》卷三《故奉直大夫赵公墓志铭》已提及。碑主赵谅，“至元二年(1265)，宣授奉直大夫、太皇寺提举河渡司。初，沿边马乘憧憧，人并缘盗以资敌。故自潼关顺陈而下，设八提举司，以诚以察。公申令日严，伺察日密，舟无警棹，马无逸匹，凡南谍潜乘，奸民造伪，一无以隐其迹。迨襄阳久垒，亡卒盗骑获无幸货，军前饷运，战舰锤仗，输无后期。论功，渡江之后，公宜为多，然整暇素定，雅歌自适，作远波亭于太皇寺西营，日与硕儒太老、骚人墨客赋诗饮酒，而申儆司察之政不废也。在政十有二年，以至元十三年二月四日卒于官”(24)。据此，赵谅任职时间应为至元二年至十三年，此处不鲁歹在至元五年申中书右三部，正在赵谅任职内，故不鲁歹应与赵谅同任此官。另据不鲁歹申文，我们可确定太皇寺应位于南京(今河南开封)附近的黄河渡口。
    此外，据上述引文，在不鲁歹的建议下，元朝政府还下令统一磨毁各地寺观石碑上镌刻的圣旨、令旨玺印，以防走私商人据以“模勒伪造”印章，“偷贩马匹”。
    ②至元五年八月，尚书刑部：据达刺海，因韩千户相争渡口，用马鞭于韩千户头上打了两下罪犯。本部议得：即系品官相殴，合杖六十，拟罚俸一十日，该二十一两六钱，没官。呈奉省准施行。(25)
    八柳河渡司陈师没有提及。据《元史·世祖纪》：“宋遣兵攻虢之卢氏、河南之永宁、卫之八柳渡。”(26)同书《木华黎附塔思传》：“丁酉(1237)秋九月，由八柳渡河，入汴京。”(27)当即其地。此外，据《经世大典·站赤》，元卫辉路所辖驿站六处，其中有八柳树站。杨奂《还山遗稿》卷下《洞真真人于先生碑并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提到“会八柳树堤溃，乃定”。则八柳似应为八柳树的简称，位于元卫辉路南面的黄河岸边。此八柳河渡司可补充八处提举河渡司之数，也就是说，八处提举河渡司应分别指潼关、大洋、中滦、孟津、八柳、太皇寺、三汊、蕲县。
    ③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钦奉圣旨节该：‘在先汉儿、蛮子各另时分，委付把渡口的脱脱禾孙来也者。如今要做甚么用？罢了者。’钦此。(28)
    文中所称“在先汉儿、蛮子各另时分”，指元朝与南宋对峙期间。南宋灭亡，南北混一，打击宋元之间走私贸易的前提已不存在，所以忽必烈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三月颁布圣旨，罢八处提举河渡司。此记载也见《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九年三月，“罢河渡司”(29)。脱脱禾孙(todqaγul)为蒙古语稽查者的音译，“国初，置驿以给使传，设脱脱禾孙以辨奸伪”(30)。此处则专指守把黄河渡口的河渡司提举官。此后，黄河渡口的监守职责改由当地州县地方官承担。(31)
    除私走小路军户外，《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军役·正军·查照军籍当役》还提到“河南保甲丁壮军户”的情况：
    一，河南保(申)［甲］丁壮军户，在前虽有籍定家口花名，经来年深，合凭至元七年河南行省军民一同查对定家口花名文册。
    我们当时整理此书时，未注意到其中“保申”应为“保甲”之误，现在看来，应予更正。
    所谓保甲，是指按军事组织形式编组民户的一种方式。北宋王安石变法，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行保甲法。大致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正、副都保正。家有两丁以上者，选一人充保丁，组成保甲。这种寓兵于农的方式，在金朝也颇为流行。像金泰和八年(1208)闰月，“定保甲军杀获南军官赏”(32)。金末名将郭虾蟆，“世为保甲射生手，与兄禄大俱以善射应募”(33)。太原葭州人杜忠，“金太和寨将校，有远略，后为领边第一保甲都指挥使”(34)。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保甲户成为一种特殊军户，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专门的保甲万户府及隶属其他万户府的保甲千户所。
    元代保甲军户主要出现在与南宋对峙的襄樊战场。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亡金朝后，双方很快发生军事冲突。当年，南宋大军兵分三路北上，一度进占开封、洛阳等地，但因粮饷不济等因素，再加上蒙古军队不断骚扰，南宋大军最终溃散，此即历史上有名的“端平入洛”(35)。1235年，蒙古转入反攻，邓州守将赵祥(原金降将)叛宋降蒙。因唐、邓、均等三州靠近襄樊战场，蒙古将三州军民悉数内迁河南洛阳以西三县，侨置三州。其中，“邓治长水，均治永宁，唐治福昌”，由赵祥“权宜行省事”，“特赐金符、锦衣，许出战督军，入守字民”(36)。1236年二月，襄阳北军(原金朝投降军队)发动兵变，襄樊之民十余万户也被尽行裹挟北迁。蒙古又在洛阳附近侨置襄、樊二州加以管理(37)。河南地区在数年前经蒙金战争，大部分居民已被迁到黄河以北(因主要发生在壬辰年即1232年，又被称为“壬辰北渡”)，唐、邓、均、襄、樊五州军民的迁入，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当地人口，也成为以后元代保甲丁壮军户的重要来源。
    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受命总漠南汉地事，其重要谋士姚枢曾建议：“何若以是秋去春来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则宋可平。”忽必烈即位后，姚枢又在中统二年(1261)上奏：“内地之民不习武事，不耐劳苦，第可使出财赋，以资国用。西京、北京诸路之民，习武耐劳，可尽复其差赋，充本路保甲屯田，使进有取，而出有归，可镇内窃以御外侮。”(38)不过，从目前记载来看，姚枢保甲屯田的建议仅在唐邓地区得到了切实推行。据《元史·世祖纪》：
    宋遣兵攻虢之卢氏、河南之永宁、卫之八柳渡。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仍置屯田万户于邓，完城以备之。(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