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史的研究，国内学界本有深厚的学术积累。长期以来，朝代史的叙事框架基本是依循政治史的脉络建立的，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史通常注重与国家、权力、政策相关的重大问题，相对容易把握不同时期的大体走势和贯通性线索。近些年来，学者的关注重心明显呈多元化趋势，政治史独尊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研究视界的拓展，有利于把历史原本丰富的内容还给历史；而与此同时，政治史议题的开拓、认识角度的创新、材料的挖掘、研究方式的调整，都成为学人不得不认真面对的挑战。
    近年间，在与海外友人谈及大家关切的学术动向时，时常听到诸如“政治史的‘回归’”一类说法；①国内也有学者正面讨论“重提政治史研究”的意义。②对于“新”政治史的宣示与追问，更反映出学人普遍的殷切期待。以国内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为例，个人感觉， 目前处于一个“再出发”的阶段。所谓“再出发”，不是说此前已经沉寂消歇，而只是感到，学界在摸索调整前行的方向，寻找政治史研究的新可能，并且逐渐形成了新的起点与蓄势。
    一
    政治史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历史上的政治关系及其外延形态，例如各类政治现象、政治体系、政治行为等。透过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不难观察到“政治”对于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特有意义。这种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史研究不可能长久退至“边缘”。在帝制时期， “集权政治”具有笼罩和弥漫的性质。尽管各个时代呈现特有的现象，存在特有的问题，掌控和抵拒的程度与方式各有不同；但纷繁的演变中，基本格局与延续的脉络大体清晰。从中央到基层，不容忽视的政治动员力、组织力，有延展，有扭曲，有消解，有变形，但仍然可以说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社会现实而言，“政治”并非上层统治者把持、享受的“专利”。即便在地方社会，村落、家族、阶层、群体，彼此之间或是各自内部，重要的关系变化不仅出自经济利益、文化认同，往往还与不同层面的政治环境、政治因素相关。政治力量、政治运作在社会生活中的持久影响力，决定了这一学科的深厚生命力。应该说，中国古代政治史--包括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任重道远。值得学人警惕的，倒是我们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握其底蕴，是否能够呈现出如现实般鲜活的景象、揭示出其背后复杂因素的交织。
    谈及一个历史时段的特征，人们心中经常会浮现出某些概括性的“关键词”。近来学人不再试图以“积贫积弱”，以“保守”或是“改革”、“封闭”或是“开放”来简单涵盖宋代历史，而是注意到赵宋一朝存在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③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君主集权、忠君观念逐渐强化，而对于君权的限制因素也在增强；当时既有官僚构成与进言路径的相对开放、有士人理念的“思想解放”，又有稳定至上的戒惕内缩和总体倾向的因循镇重。就基本格局而言，既存在“以兵立国”的长期方略，又呈现着“崇文抑武”的明显偏倚；就政策目标而言，既有理性谨慎的选择，又有敷衍应对的颟顸；就制度设计而言，既有用心精致的诸般措置，又有叠床架屋的冗杂交集；就士大夫群体而言，既具涵养深厚的特质，又是无尽政争的源头与推力。凡此种种，激发着宋史学者的兴趣与关心。
    政治史研究的生机，来自具有活力的议题。问题意识与专题研究往往成为引领学术持续进展的生长点。近些年来，在学者独创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累积渐进、往复讨论，产生出一些聚焦式的议题。“聚焦”与“拓宽”，本似一组对立面；而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实践来看，大概可以说，是视阈的拓宽构成了聚焦的背景与前提，议题的聚焦则有效地牵动了讨论的深入。这些“聚焦”，通常主题突出而涵盖力强，能够启益发散而非偏狭拘隘。④
    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总体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制约着政治史研究的走势。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说”，将较长时段的纷繁脉络整合在一个带有高度涵括力、牵动力的框架之下，吸引各国学者展开了众多研究，倾注了极大心力，进而促使其从一种概念性框架转化为学界对话的平台。⑥唐宋史研究者跨越朝代的思考逐渐增多，对于唐宋时期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关注，引出了一系列话题。⑥
    在宋代法制史研究中，学者提出的“动态的法律文化”说，是议题“聚焦”与“发散”的典型之一。所谓“动态的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相关的部门、群体集合产生的文化效应。法律文化不是立法者和司法者单方面缔造的，而是立法者、司法者、守法者和犯法者集体参与形成的；它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可能影响传统文化。⑦天一阁珍藏明抄本北宋《天圣令》的发现，使该令典重见天日，为研究唐宋社会变迁及唐制向宋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这一发现受到中日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唐宋史家的正面对话，⑧对中国法制史研究，正在发生重要影响。
    宋代政令文书的研究，近年间有明显进展。⑨学者致力于把握制度运作的实态，将承载情报与指令的官方文书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其形成与流转之过程；并进而以文书为线索，探究从两宋到明清的君臣沟通方式及政治体制运行方式之演化。研究中，不仅依靠传统文献的细致解读，也通过文书、石刻、图像等实物材料的广泛搜讨，取得了实质性的学术推进，为今后的相关研究贡献出成功的范例。
    聚焦式议题的产生，通常与时代的历史特性密切关联。赵宋王朝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其理念思考、内政措置，始终在外部压力之下展开。海内外学界从思想文化视角出发，对于“中国”意识凸显之历史背景的解析，对于“Middle Kingdom”抑或“Central Country”的讨论，对于“正统论”勃兴、春秋学繁盛的关注，对于“华夷之辨”语境的阐释，无不与当时总体的政治现实相关。⑩
    议题之所以可能聚焦，离不开学者的观察、体悟与集中讨论。个性化的观察，本可能朝向全景式的体悟；焦点的彼此启迪与碰撞，更能够导致开阔视阈下的再聚焦。对于赵宋“国是”的关注，对于“祖宗家法”的讨论，对于士大夫政治的认识，都使我们对宋代的政治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