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满呆板枯燥的材料，反感固守僵滞的议题，是青年学人厌倦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原因；生活重心的变化，也难免带来对传统学科的冷淡与疏离。随着富于活力的新课题、新领域的出现，兴趣的转移亦属自然。但与此同时，在政治史领域中，寻求新的研究点、拓宽研究面、获取“再认识”的努力，从来未曾停歇。
    “再认识”，首先体现为鲜明的“问题”意识、敏锐的观察视角；这是学术刺激的产物，也是理论素养的体现。(12)社会科学（诸如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的理论滋养、研究实践中的学科互动，促使政治史的研究者更加切实地考虑自己面对的问题。在近二三十年学术转向的过程中，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所发生的牵动作用显而易见。其影响所及，首先在于议题：区域社会、地方精英、婚姻家族、社会性别、国家祭祀、民间信仰、疾疫灾害、理念认同、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日渐活跃；更重要的是，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特有的视角及研究方式，也愈益发挥出引领与渗透的作用。
    在政治史领域中，学者开始关注潜移默化、“日用而不知”的常态层面，关注日常政治生活的展开及其意义。(13)既往的政治史研究，选题侧重于对权力结构（例如皇权与相权关系、中央与地方职权部门）、官僚制度、政治事件、派系政争、头面人物的研究；近些年来，学者的眼光逐渐移至政治过程、政治空间、政治文化、制度运作、典礼仪式等方面，注意一时期中政治主体的特质、政治思维的特有方式和政治行动的特殊风格。对于政治史的这种“再认识”与“再发现”，有效地拓展了政治史的研究空间。
    新议题会导致新认识，许多既有的议题也需要“再认识”，这是历史学面临的挑战，也是一波波“新史学”活力再现的源泉。这或许也可以说是“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14)“再认识”不倚仗流行的时新观念，而有赖于研究范式的转换，有赖于内在的思想力量。就学术取向而言，历史学者固然有侧重“科学”或“艺术”的不同，有侧重微观与宏观的不同，但归根结底，仍然离不开实证基础。材料的再发掘、再解读，思维方式的调整，对于“常识”、 “定论”的再审视，是“再认识”的核心内容。在我们面对的议题中，即便是宋代政治体制中关键核心的方面，也存有太多的待发之覆。对于所谓“君主独裁”、“专制政体”，迄今仍在讨论之中。北宋初年的制度设置，长期被关注的是相权削弱，这通常被解释为“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权”。而更加贴近史实的研究则指出，从两府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来看，这一过程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宋初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其分割与削弱的肇端。(15)这种研究取向，不再局限于君相权力大小之判断，而更加着眼于史实本身的发展逻辑，着眼于晚唐五代以来的历史活动，着眼于过程、关系与行为的实际结果。
    以往我们较多注意的是“刚性”有形的制度、事件、人物；而最近的制度史研究，不再拘泥于典章的梳理，转而同时注意其功能与效用，注重动态的实施方式与运作过程。在这种思路导引下，对于政令载体、运行路径、递接程序等问题的关心便成为自然，海峡两岸相继出现了聚焦于文书传布与信息渠道的研究项目。(16)在事件与人物评价方面，二分法的简单定性逐渐淡出，非此即彼的叙述模式也有了明显改观；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从事件原委、人物行为本身展开，进而关注其背后的政治氛围、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关注其文化意义，从而使讨论空间得以拓宽、纵深有所延展。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有理由期待包容面更充分、角度更多元、分析更合理、解释力更强、写作更活泼的政治史研究。这一切的出发点或许始于其关注点：研究者瞩目的不仅包括“非常”，也包括“正常”和“日常”；不仅注意突出更革，也注意曲折迂回或是平缓演进；不仅研究政治活动及活动者本身，也研究与其密切相关的政治生态环境；不仅梳理铺叙，更重视过程与路径，重视层次、分殊、过渡与衔接。
    对于政治史的整体认识，通常不是经由若干个案叠加的方式取得。政治体系作为“诸关系网络之总和”，(17)正像宏大建筑并非砖石的堆积。我们不能不特别致意于“硬件”之间的纠合交汇部，对于制度的协调组合方式、事件的内在交错关联、人物的多重关系脉络，对于将各类因素联结融通、使其得以发挥效力的无形而潜在之氛围、机制、网络，进行细致而“到位”的研究。
    三
    回顾这些年来的政治史研究，我们会观察到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向：一是集中从事政治史研究的学人圈在缩小，博士生该方向论文选题的比重有所下降；(18)二是在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主宰的学界，政治史特有的观察角度跟从学术的逻辑，渗透非传统政治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说到底，“政治”渗透于一切权力关系与秩序格局之中。“权力”、“权威”、“合法性”、“秩序”等等，一直是政治史的核心议题。(19)如今不仅国家、政府、政策等内容包括在政治史的范畴之内，传统政治史视野之外的人类早期社会、各个时代的思想观念、文化传播、民间信仰、艺术创作、地方社会、经济生活、宗族秩序乃至性别关系研究，都引入了“政治”特别是形形色色的权力秩序分析视角。(20)这种异军突起式的自“边缘”崛兴而朝向“中心”的逼近研究，与其说侵蚀了政治史的领地，不如说在实质层面充实、扩大了政治史的影响。
    假若我们不对学科门类的定义纠缠太过，而是跟从研究议题的内在需求，跟从历史轨迹和学术发展本身的逻辑，那么，政治史研究走向“开放”，有明确核心而无隔断边界，显然是值得肯定、值得推动的进程。材料、议题、认识与研究取径的丰富多样，密集而非空泛的相互问难砥砺，是持久创造力的保证。
    政治史研究所面对的材料、议题、研究方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流动的。如何有效结合“材料”与“问题”，是对研究者基本能力的考验。宋史领域一方面欠缺足以刺激新议题、冲击原有研究体系的新史料发现；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材料的敏感度也嫌不足。近些年来，学界试图驾驭的材料面明显拓宽，对于各类现存材料的再研读、再组织、再阐释，更成为促使研究深入的重要途径。在议题方面，不仅注意冰山一角，也会注意洋面之下，注意政治与社会、思想、文化诸因素的互动以及相互塑就的综合过程。
    在研究关注点变化的同时，近些年来，聚合研究力量、培养研究队伍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遍及海内外、各种类型的宋代史料读书班（例如《宋史·选举志》、《天圣令》、《名公书判清明集》、《朝野类要》、《事林广记》、官箴书以及石刻史料研读班等）、研究论著研讨班、青年学人论文精进班，以严谨扎实的态度，有效地训练、熏陶着青年学人。不仅培养善于智取的“轻骑兵”，也锻炼能够正面攻坚作战的“集团军”。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不再限于访问考察、会议发言，也开始创造机会，从激活想法到研究过程都纳入讨论的氛围当中，让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真正直面彼此，使交流得以深入到实质层面。2008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宋史研究会第13届年会，采用了专题论坛这一全新形式，从主题酝酿提出，到集中评议切磋，调动了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了会议的学术品质。(21)
    就“再出发”的条件而言，工具书编纂、古籍整理、相关史料的梳理分析，(22)尤其是网络电子资源的迅猛发展，为学人提供了从前难以想象的方便，改变了阅读与搜讨材料的方式，当然也随之出现了始料未及的挑战。学术机构的评鉴体系、研究经费的资助方式，鼓励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而在贯彻“奖勤罚惰”意旨的同时，也使精深大气而有持久生命力、深厚影响力的成就难得出现。历史学需要学人冷静沉潜而不适于克日计功，“工程”式、“团队”式的集中投入，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实质性的长远建设。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
    从以上情形来看，对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有理由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再出发”并非奏效于一时，要想“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23)需要一代代学人坚持不懈的合力推进。群体致力的目标并非单一的研究结论，研究范式及研究过程本身亦应是“建设”的重要对象。经由对学术传统的反思、观念与方法的检讨琢磨，希望激发出具备发展潜力的话题；在辩驳切磋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富有牵动力的研究课题乃至学术方向。在此过程中，催生出聚焦面向不同、研究方式多样、组合层次不一的对话群体，形成国际性的政治史学术网络。
    附识：本文撰写过程中，受到台湾中兴大学黄宽重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启发，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