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因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矛盾引发
    封建田赋是实物地租的再分配，徭役是劳役地租的再分配。明前期这两种再分配的矛盾双方是封建王朝和私人地主。赋役制度的改革就是因双方矛盾逐步尖锐而引发。其时，矛盾焦点在江南，赋役制度改革也就始发于此。
    改革从田赋征收开始。宣德四年(1429年)，宣宗下诏江南官田改科减征：每亩旧例纳粮1斗至4斗者减十之二，4斗1升至1石以上者减十之三(万历《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四·田土》，万有文库本)。五年，周忱巡抚江南，贯彻宣宗诏令。该诏令在江南贯彻执行的成效不一，执行得最好的是苏州府，但如常州府江阴县几乎没有贯彻(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3页)。宣德六年，周忱又实施“平米”法，以深化改革。平米是正粮和耗米的合称。明制，各地正粮分起运与存留两部分。存留粮存于本地支用。起运粮或是运于京师的“京粮”，或是运给边军的“边粮”。起运粮需加征运费，即耗米。由于官绅勾结，耗米几乎全归小民承担，土豪拒不纳耗。周忱采取“论粮加耗”法，每石正粮纳耗若干。对部分轻税民田采取“论田加耗”法，每田一亩加耗若干。“平米”法有效地抑制了豪绅拒不纳耗的法外特权，减轻了小农负担。周忱开创的“平米”法影响广泛，从景泰至正德年间，南畿、浙江各地或“论粮加耗”，或“论田加耗”，全以调整田赋附加税“耗米”的负担作为改革手段。
    役法改革同样始于江南。它最先是从正役改革着手的。明朝徭役分为两类：里甲正役和杂役。洪武、宣德时期行于应天等府及江西属县的“均工夫”役，也属于杂役范畴。里甲正役采取一里十甲排年轮役制，每十年轮役一年，值年里甲的一名里长和十户甲首亲身承担“催征钱粮”、“勾摄公事”诸役。周忱对此法做了改革。据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云：“往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以丁银不足支用，复倡劝借之说，以粮补丁，于是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供支办，名‘里甲银’。”(顾起元：《客座赘语》，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62页)可见，“平米”法创始人周忱，同时也是“里甲银”的创始者。其法的亮点是“以粮补丁”，把原本应按户征收的里甲费用“十之二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江宁庐安”，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手稿本)摊之于田粮，并征收白银。
    明代赋役制度改革为何始于江南?因为这里是明王朝的财赋基地。明建国伊始，此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矛盾就日益尖锐。明朝为确保在江南收取巨额财税，在宋元以来为数可观的“古额官田”的基础上，又以政治暴力抄没当地权贵豪绅的大量土地，是为“近额官田”。官田征的是租，或称租税合一，当然要重于田税。大量官田的存在，导致洪武以来就产生了所谓“江南重赋”的问题。我们曾就有关资料以及前人研究成果做过计算：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各地亩均纳税3.46升，而江南各府每亩征赋的平均数远远高于此数，如苏州府高达28.53升，大约是全国平均数的8.2倍。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常州、镇江六府共有耕地3652万余亩，仅占全国耕地总数8.5亿余亩的4％。而上述六府田赋共645万余石，竟占全国税粮总数2944万余石的22％(参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86～87页)。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江南土地对国家的税负重，而且这些税负大多落在小农头上。明初以来，土地兼并使官田所有权逐渐转移于豪绅手中，他们兼并官田并采取“以官作民”的伎俩，使“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罗伦：《与府县言上中户书》，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八四，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贫苦农民无田却要交纳重赋，只好大量逃亡。国家官田被侵吞，佃种者无力纳赋，巨额的逋赋由此发生。宣德时，仅苏州一府逋赋就多达790万石(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宣德五年松江府额定起运粮43.9万石，实纳仅6.6万石(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官绅逃税，逋赋日增，引起最高统治者震怒。早在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曾因此榜谕两浙、江西“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者，警告他们要“改过从善”，否则“国法不容”(《明太祖实录》卷一五〇，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丁卯，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2362～2363页)。他和他的继承者还采取过多种措施以求解决逋赋问题，但终无成效。江南财富再分配矛盾逐步激化，宣德时已到了不大刀阔斧改革不可的程度，周忱的“平米”法和“里甲银”制度便应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