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白银货币使改革深化
    明代赋役制度改革固然诱发于制度本身，但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白银货币的使用，使改革步步深化。
    田赋改革深化的表现是，从税粮附加税即“耗米”征收办法的改革深入到科则即正粮征收标准的改革。
    正德年间，大臣桂萼向皇帝报告，成化时他任职湖州府武康县，曾实行“官为一则，民为一则”(桂萼：《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一八〇)的田赋改革。这是明朝田则改革的先声，可惜其具体措施不详。正德十四年(1519年)，都御史许庭光和湖州知府刘天和联手，在湖州实行官民田“各均为一则”的改革，将各自纷繁的官民田则合并为一则。嘉靖十六年(1537年)，在礼部尚书顾鼎臣的再次倡导下，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欧阳铎在江南力行“牵耗”或称“摊耗”、“均摊”法，以达到“计亩均输”的目的。这一改革实际上是“官民一则”的征科改革，即不论官民田，统一同等量征科。如吴县改革后，每亩约征正耗米3.44斗(崇祯《吴县志》卷七“田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此后直至万历前期，嘉兴、常州、松江、宁国、应天、镇江、绍兴等府，福建莆田、江西浮梁等县，陆续开展类似改革。一条鞭法实行后，扒平官民田科则差别，官民一则征科已是通例。
    田赋改革何以会从附加税而进展至科则本身?这是白银货币使然，其中金花银制度起了特殊作用。
    正统年间，明朝行“金花银”法，将南直隶及浙江等南方几个行省的部分起运税粮，按米麦每石折银2.5钱的比价折收白银。据记载，时岁入金花银约81.4万两(王鏊：《震泽长语》卷上《食货》，丛书集成新编本)，约占全国税粮总数的12.37％(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139页)。加上或因逋赋、灾荒和运输等原因临时折银，田赋货币化的数量已相当可观。金花银为什么会使田赋改革进一步深化?关键就在于金花银所折粮价和粮食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
    有明一代米麦市场价格变化无常。丰歉年景不同，地区产量差异，都会影响市价。但从众多资料不难判定，一般说来，金花银纳税定价高于市价的情况并不多见，通常是低于市价(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188～195页)。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江南米值每石“自七钱而增至九钱”(唐顺之：《与李龙冈论改折书》，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六一)，时欧阳铎“牵耗”法，每两金花银折米2石，即税户纳银5钱，就可抵税粮1石，比市价低。湖州府也是如此。正德十四年(1519年)，该府每石米折金花银2.5钱，而市价每石5钱，“每折银米二石可准实米一石”(万历《湖州府志》卷一一“赋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1册)，意即出粜米1石可抵交金花银折粮米2石。改革者正是利用这一差价以推进改革。以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嘉兴知府赵瀛的“扒平”法为例。首先，官民“一例牵摊耗米”，“正米重者耗减轻，正米轻者耗加重”。牵摊的结果，既保持了全府原赋额，又减轻了重则官田的负担。其次，金花银不再专派于官田，改为按每两准米2石的折率，按纳赋多寡一体分派，“正米数少则全征本色，正米数多则量派折银”(万历《嘉兴府志》卷五“田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原来轻则民田虽耗米增多而多交税粮，但因得到金花银折征，又减轻了税负。“金花银”魔幻般地扒平了官民田则间的高低悬殊，国有土地“租”与民田土地“税”之间的界别消失了。可以这样认定，官民一则起科改革，是从法权上认可国有官田逐渐消失的现实。明人唐鹤征说：“官民一则之说殊为可恨……是上夺朝廷之田以惠奸宄。”(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白银货币同样推进了役法改革的深化。继周忱之后，东南各地陆续出现类似里甲银制度的改革。如天顺年间浙江的“均平银”(又称“甲首钱”)，成化年间广东的“均平银”，成化、弘治之际福建的“纲银”法，正德以前江西出现的“板榜银”以及行于南直隶各府的“直日银”，等等。这些改革虽名称各异，但有其共同点：一是将原来由里甲承担的力役部分摊于田地，折银征收；二是官府征银后雇人应役，并支应上供物料及里甲多种支费；三是里甲人户除里长依然应役外，其余甲首不再应役。广东名儒陈献章有诗赞新会知县丁积的“均平钱”法：“长官愿似丁明府，甲首终岁不到衙。”(陈献章：《白沙子集》卷四《丁知县行状》，四部丛刊三编本)甲首终岁不到衙，这意味着里甲改革，通过征收白银，使全国约有10％的甲首即普通农户从十年一轮的正役中解脱出来。
    白银货币还使役法改革从里甲正役扩展至杂役，它首先发生于江西。正统时，江西按察司佥事夏时首创均徭法。景泰时，右佥都御史江西巡抚韩雍推行此法于全赣。弘治时，此法风行于全国。均徭法把原来的杂派由无序摊派变成规范化的有序摊派。所谓规范化，要点是把纷繁的徭役分成重差和轻差、力差和银差；从临时遇事点差，改为和正役一样按里甲十年一轮。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银差的确立。它不但把一部分力役货币化，而且把轻重不同的徭役用白银标注其定价。如万历时福建惠安县各类银差均明码标价。最贵的“中解户”每名银30两。此外，县库子每名银28两，共6名计168两，闰月6名共加14两。府、县儒学膳夫每名银20两，锦田驿馆夫也是每名银20两。价格最低的如县马夫，每名银4两(叶春及：《惠安政书》卷三《版籍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该县马夫显然是轻役，标价低。但是，实行官马民养的两畿、鲁、豫的马夫之役却是重役。如江阴、青州、固始等地马夫，每名折银高达40两(见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第240页)。相对固定的均徭役有定价，那些临时劳作也有定价，甚至还包括服役者到达役地的盘缠。嘉靖时唐顺之说：“(蓟镇)自来边墙，皆是军民兼筑……所谓墙工……其原编顺天等八府民夫，远则征银雇募，近则派夫上工。若以派夫计之，每夫一名，一月该盘缠银二两……若一概征银雇募，则官得七倍之赢，民免去家之扰。”(唐顺之：《条陈蓟镇补足兵食事宜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九；《明世宗实录》卷四六四，嘉靖三十七年九月辛丑，第7840页)各类轻重不等的力役有了高低不同的定价，白银不仅可以代役，而且成了衡量力役重轻的尺度，这既便于力役折价摊地征收，也便于募人计价代役，大大推动了以银代役、摊丁入地及赋役合并的改革进程。此后的赋役改革，诸如十段册法、征一法、一条鞭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推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