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研究过唐代宦官问题，其中关于内诸司使的研究成果对后辈学者影响甚大。笔者曾在唐先生研究基础上作过一些补充研究[t]。最近，笔者又获得了一张唐代宦官墓志拓片①，其中有一些新的史料对内诸司使及威远军使研究颇有助益。《刘中礼墓志铭》所记载的内诸司使之职主要有牛羊使、武德使、鸿胪礼宾使、门使、客省使、总监使、内外五坊使、军器使等，非内诸司使系统的职官有右神策军副使、宫教博士、内坊典内、内寺伯、威远军使、宣慰使、行营都监、内常侍、内侍、左监门将军、河东监军使等。这些职官有的是常见之职，有的则已有研究成果问世，而笔者并无新的见解，故不一一考释，仅对一些研究不足或有所补充的职官加以论述。
    关于内诸司使的补充研究
    (一)牛羊使
    这一使职前人未见涉及过，是笔者率先研究过的唐代内诸司使之一[1]，但对其职能的诠释并未尽善尽美，故利用《刘中礼墓志铭》稍加补充。
    关于牛羊使的始置时间，笔者曾据《刘渶浰墓志铭》[2]的记载判断其设置于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之前。另据《新唐书》载：“(姚)合，元和中进士及第，调武功尉，善诗，世号姚武功者。迁监察御史，累转给事中。奉先、冯翊二县民诉牛羊使夺其田，诏美原主簿朱俦覆按，猥以田归使，合劾发其私，以地还民。”[3](《姚崇传附姚合传》)又据《旧唐书》载：“大和二年十一月，宫中昭德寺火。……造奏曰：‘昨宫中遗火，缘台有系囚，恐缘为奸，追集人吏堤防，所以至朝堂在后，臣请自罚三十直。其两巡使崔蠡、姚合火灭方到，请别议责罚。’”[4](《温造传》)遂将三人给予各罚一月俸的处分。两巡使是左、右巡使的合称，按照唐制，这种职事本归殿中侍御史掌之，“开元初，革以殿中掌左右巡，监察或权掌之，非本任也”[5](卷24)。也就是说，监察御史有时也充任两巡使，姚合等人被处罚的情况恰恰说明其当时正是在监察御史任上。根据以上情况，可以断定姚合任监察御史之职当是在唐太和二年(828年)前后，在此期间他曾弹劾过美原县主簿包庇牛羊使之事，证明牛羊使在此时之前就已设置了。
    关于牛羊使的职能，笔者曾据敦煌文书P.3723《记室备要》卷中“贺牛羊使”条的记载：“谦居卑牧，后己先人；时推哲贤，众仰英物。今者荣加贵位，宠拜重司，刍豢既均，群类蕃息”云云，初步断定牛羊使的职能是掌管牛羊杂畜的牧养。《刘中礼墓志铭》记其充任牛羊使一职时亦曰：“国家以畜牧在殷，簿领宜简，苟刍豢之失节，则肥脊而倍悬；视之均则大武，纵之逸则柔毛累累。”这也可证明其确实掌管牛羊杂畜之牧养。之所以下如此论断，是因为马匹的牧养在唐后期有飞龙使与小马坊使分别掌管之，故牛羊使之职权不可能延伸到马政方面之故。
    唐朝置有闲厩使之职，掌管全国监牧之政，安禄山就曾兼任过此职。自从飞龙使与小马坊使设置以后，有关马政事务便不再归其所管，牛羊杂畜的牧养又归牛羊使掌管，这一使职又未废去，直到唐后期以及五代、宋代仍有设置，那么此后的闲厩使到底掌管什么事务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先将牛羊使的具体职能考释明白，则闲厩使的职能便不难说清楚了。根据《刘渶浰墓志铭》记载，牛羊使的具体职能是“便蕃左右，趋侍龙楼；供亿有常，宣索縻阙”[2]。引文所说的“龙楼”，即指帝王宫阙。可见，牛羊使主要是掌管供给宫廷牛羊杂畜之需，这本来是太仆寺典牧署的职能，所谓“典牧令掌诸牧杂畜给纳之事；丞为之贰。凡群牧所送羊、犊皆受之，而供于廪牺、尚食之用；诸司合供者，亦如之”[6](卷17，《太典牧署》条)。可见，牛羊使的设置侵削了典牧署的职权，据此推断其也负责给京师诸司供给牛羊杂畜。五代及北宋时期仍有牛羊使的设置，如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提举司言：“牛羊司每月宣赐臣僚添厨、月俸、节料、草栈羊，多不一并请领”云云[7](《职官二一之一二》)。所谓牛羊司，即牛羊使所在之官署，可见直到宋代其仍有负责供给在京百官的职责，宋制是对唐、五代之制的沿袭。那么，前述牛羊使所掌管的牛羊杂畜的牧养之职能又作何解释呢？原来在唐前期，西北诸监牧每年提供给京师的牛羊杂畜均交由靠近长安的沙苑监临时牧养，京师需要之时，可以随时由这里提供。关于这一点，史书记载的很清楚，所谓“沙苑监，掌牧养陇右诸牧牛羊，以供其宴会祭祀及尚食所用。每岁与典牧分月以供之。丞为之贰。若百司应供者，则四时皆供。凡羊毛及杂畜毛皮角，皆具数申有司”[4](卷44，《职官志三》)。自从设置了牛羊使后，沙苑监便归其掌管，这就是前述的“奉先、冯翊二县民诉牛羊使夺其田”的缘故，因为沙苑监就位于冯翊县境内，而奉先县则与冯翊县相邻。牛羊使倚仗权势强夺民田以扩充牧地，只能在其所管的沙苑监附近，再远一些便鞭长莫及了。
    论述清楚了牛羊使的职能，闲厩使在唐后期的职能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在河西、陇右的广大优良牧地尽失于吐蕃之手，监牧内缩，沙苑监之外的其余牧地及牛羊杂畜之政便归闲厩使掌管。关于这个问题，史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如据《新唐书》载：“元和中，历闲厩使。初，至德时，西戎陷陇右，故陇右监及七厩皆废，而闲厩私其地入，宝应初，始以其地给贫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赋，又奏取麟游、岐阳牧地三百余顷。民诉诸朝，诏监察御史孙革按行，还奏不可。茂宗负左右助，诬革所奏不实，复遣侍御史范传式覆实，乃悉夺其田。长庆初，岐人列诉，下御史，尽以其地还民。”[3](《张孝忠传附张茂宗传》)对此，《旧唐书》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并明确说张茂宗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依仗的是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