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省设置之初是否置使，无法考知，客省使是否一直由宦官充任，也不得而知。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可以肯定的是，充任此职者基本上为宦官。再从其置于宫禁之内的情况看，任用士人充使似乎不大可能，故《册府元龟》在提到客省使时便将其放在《内臣部·总序》中记述。五代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后唐时期一度任用宦官充使外，其余诸朝均多用士人或武臣充使，这在这一时期的整个内诸司使系统来说，应是一种发展的趋势，并非唯独客省使如此。五代十国时期还发生了一种变化，即出现了内客省使与客省使的区别，如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八月丁未，“以客省使、将作监丁知浚为内客省使，引进使、鸿卢卿王景崇为客省使”[9](卷80，《普高祖纪六》)。丁知浚从客省使升任为内客省使，说明后者官阶较前者为高。关于这一点还有史料可以证明，《资治通鉴》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十月条载：“以内客省使李仁矩为节度使”。胡三省注云：“按《职官分纪》，五代有内客省使、客省使、副使，各一官。《通鉴》于天成二年三月书客省使李仁矩，今书内客省使，岂自客省使升为内客省使邪？”[14](卷276)任这些使职者，或兼任其他官职，或接受其他差遣，甚至外出充使，遂使这种使职也出现了阶官化的趋势，就其地位而言，仅次于宣徽使。至宋代，其遂成为武臣横班系统中的最高阶官。唐代史料中虽有内客省的名称，其实就是指客省的另一称呼，因其置于禁中而称之，还未有能证明其为两种不同机构的充分的史料依据。
    威远军与威远军使
    威远军是隶属于剑南道的一个军事驻防单位的名称，而通常所说的威远军则是驻扎在京师长安的一支禁军,两者并无必然关系。关于威远军的设置时间，胡三省说：“肃宗上元元年，以(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令帅英武、威远等禁军及诸镇之师取范阳。既而为鱼朝恩所沮，不行。则威远军，肃宗置也。”[14](卷236，《用永贞元年七月》)但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据《唐会要》载，唐天宝八载(749年)十月，“西京威远营置南市”[12](卷86,《市》)。《册府元龟·邦计部·关市》亦有类似记载。因此，威远军的设置由来已久，应不迟于唐天宝前期。关于这支军队的性质，应是属于南衙系统中的一支禁军。《刘中礼墓志铭》提到这支军队时云：“帝里之外营，天兵之中坚。”前一句证明其不是北衙禁军，后一句则是虚美之辞。关于笔者的这一论断可靠与否，还有更加直接的史料可以证明之。据《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正月杂载：“上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以外寇初平，营缮太多，白宰相，冀有论谏；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国为鸿胪卿；壬申，以文悦为右武卫大将军，充威远营使。”胡三省注曰：“文悦又自北门诸卫迁南牙诸卫。威远营，亦非北军也。”[14](卷240)胡三省说威远军非北军，是不错的，但其将龙武军在内的六军称为北门诸卫，则微有瑕疵，应称为北门诸军或北衙诸军。还有史料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据《顺宗实录》载：“(王)伾日诣中人并杜佑，请起(王)叔文为相，且总北军。既不得，请以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16](卷4)可见，威远军是不同于北衙诸军的另一系统的禁军。
    从威远军的隶属关系和驻扎地点也可以看出其南衙性质，而北衙禁军则多驻在城北禁苑之内或宫城附近。威远军本来隶于鸿胪寺，故贾耽自汾州刺史任上奉调入京任鸿胪卿时，“兼左右威远营使”[3](卷166，《贾耽传》)。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以鸿胪寺左右威远营隶金吾”[12](卷66，《鸿胪寺》)。其南衙性质仍然未有变化。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整顿禁军，四月敕曰：“左右威远营，置来已久，著在国章。近置英武军及加军额，宜从并省，以正旧名。其英武军额宜停，将士及当军一切已上，并合入左右威远营，依前置使二人勾当。”[12](卷72，《京城诸军》)英武军的并入，使威远军成为南衙系统中最有实力的一支军队。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敕：“左右龙武等六军及威远营，应纳课户，其一千八十人所请衣粮，宜并勒停，仍委本军具名牒送府县收管。”这一千八十人并非六军及威远军的军额，而是混迹于禁军中的长安富户。关于这一点，史书中也有明确记载，所谓“自贞元以来，长安富户，皆隶要司求影庇，禁军杂籍，十五六焉。至有恃其多藏，安处阛阓，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12](卷72，《京城诸军》)。关于威远军到底有多少人，史籍缺乏明确记载。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将武英军并入时，同时将左右羽林军所辖之月番飞骑，“总五千六百一十三人”，全部罢去[12](卷72，《京城诸军》)。据此估计，威远军人兵力当不少于此数。
    据现有史籍记载分析，威远军当驻扎在长安外郭城内。据《册府元龟·掌礼部·奏议二十》载：“伏以朱雀门及至德门，凡有九坊，其长兴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庙，实则逼近宫阙。自威远军向南三坊，俗称围外地，至甚闲僻，人鲜经过。”[8](卷592)引文在“德”字之前脱漏了一个“明”字，应是指“明德门”，从皇城朱雀门至外郭城明德门，其间正好有九个坊，长兴坊正好处于皇城南第三坊的位置。引文中没有说自长兴坊向南三坊，而是说威远军向南三坊，这就证明威远军不是驻扎在长兴坊内。长兴坊向南第三坊是安善坊，其内置有校弩场，故很可能威远军就驻扎在此坊之内。从安善坊向南就是大业、昌乐、安德三坊，这里距离长安城的中心较远，靠近外郭城墙，故居民稀少，比较荒僻。另据《唐会要·市》的记载，唐天宝时曾在威远营设置过南市。所有这些史料都证明威远军驻扎在长安城内是无疑的。
    威远军自设置以来，久置不废，唐后期凡皇帝宣布大赦或节庆颁赐，威远军与六军、神策、皇城将士等均在赏赐之列，可见其颇受皇帝重视。唐朝末年，经过黄巢起义军的打击，在京诸军兵力寡弱，但威远军的军额仍然保留不废。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年)，宰相崔胤曾命威远军使陈班招募士卒，重新组建了这支军队，然为时不久，朱全忠便诛杀了陈班，并解散了包括威远军在内的新募禁军。接着，唐室被迫迁都于洛阳，并于唐天祐二年(905年)正月正式废去威远军军额[12](卷72，《京城诸军》)。至此，威远军便不复存在。
    威远军自设置以来，由于其分为左右营，所以其统兵长官通常设置两位，关于这一点，前面在论到唐宪宗在元和二年(807年)将英武军并入威远军时已说得很清楚了，即所谓“依前置使二人勾当”。有时也在这二人之上再置一位官员，如前述的以鸿胪卿贾耽兼左右威远营使。以此推论，在威远军隶属于鸿胪寺期间，凡任鸿胪卿者可能大都兼此职。威远军转隶金吾卫后，虽然鸿胪卿不再兼任此职，但因其兵力有限，故在唐后期很少再见到并置两使的记载，见于记载的大都只有一使。如曹庆以千牛卫将军任威远军使、高士荣以齐州刺史任威远军使等。
    由于威远军是属于南衙系统的军队，故担任威远军使者多为士人或武臣，极少有宦官充使者。直到唐朝灭亡前夕时仍是如此，如前述唐天复四年(904年)的陈班，唐天祐二年(905年)废其军额时的军使张勤等[12](卷72，《京城诸军》)，无不如此。胡三省在论到威远军时说：“其后遂以宦官为使，不复隶鸿胪。”[14](卷236，《永贞元年七月条注》)这种说法大误，一是宦官从未充任过威远军使；二是威远军不隶鸿胪寺亦非因宦官充使之故。关于后一点前面的论述已经证明其是错误的，至于前一点则需要稍加论述。《刘中礼墓志铭》倒是记载其充任过威远军使，然这只是监威远军使或威远军监军使的省称，正是由于这种不规范的写法，给后世研究造成了极大困扰。据《刘氏太原县君霍夫人墓志铭》载，其长子刘复礼，任“威远军监军使、行内侍省内仆局丞、赐绯鱼袋”[15](卷792)。另据《大唐故朝议郎行宫闱令西门珍墓志铭》载，唐元和七年(812年)，“迁监威远军使”[17](卷25)。这位霍夫人卒于唐大中九年(855年)十一月十八日，故其子刘复礼此时仍在威远军任职。据《刘中礼墓志铭》载，其唐太和六年(832年)入宫，死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年)，终年六十八岁。其墓志没有记载其任职于威远军的具体时间，写在其任门使之后客省使之前，故应是其中年时充任此职的。如此，刘中礼任此职则应在西门珍之后，与刘复礼任此职的时间前后相距不远。据此可知，这一时期凡任职于威远军的宦官均为威远军的监军使，刘中礼亦不应例外。此外，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唐后期宦官控制了神策军，又在北衙六军中设置左右辟仗使，实为六军之监军使，由宦官充任，南衙系统仅有兵力就是这支威远军以及由左右金吾卫直接指挥少量兵力，如果连其军使都由宦官充任，则朝廷的禁军便全部落入宦官之手，如此则制度的制衡作用便消失殆尽了。再从前述情况看，唐后期的威远军使一直都由士人或武臣充任，并无宦官充任军使的相关记载，故胡三省之说是缺乏史料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