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德使
    这也是笔者率先研究过的内诸司使之一，关于其始置时间、职能及演变隋况均作过较为详尽的论述，但因当时史料掌握不够充分，故对其职能论述还不够完善，有必要进行补充。在以前的研究中，笔者利用碑志资料结合相关史书记载指出，武德使主要拥有以下职能：一、掌宫中洒扫等事务，即所谓宫中杂作；二、掌宫禁女工事务；三、掌宫廷门禁之务，包括管钥、木契、门籍以及进出物品取索与检查等事务[1]。《刘中礼墓志铭》在描述武德使职能时写到，“彩缋之神妙，雕刻之精玄，奇则误蝇难寻，异则棘猴近恠”。“彩缋”之“缋”字，同“绘”；“误蝇”乃是“误笔成蝇”的简要写法，典出于《三国志·吴书·赵达传》裴松之注引《吴录》：“曹不兴善画，(孙)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故“奇则误蝇难寻”一句是形容彩绘逼真，水平高超。“棘猴”指在棘刺尖上雕刻母猴，其典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原文是“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而后能观之”。后遂以此比喻虚妄、欺骗之行为。“恠”是“怪”字的异体字。这里是正面用法，“异则棘猴近恠”意在形容建筑雕刻之精妙。据此可知，武德使还负有宫中营建之责。关于这一点，在唐代史料中难以找到佐证，但在五代史料中却有明确记载。如据《册府元龟·帝王部·都邑二》载，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四月壬寅②，“武德使上言：‘重修嘉庆殿，请丹漆金碧以营之。’帝曰：‘此殿为火所废，不可不修，但务宏壮，何烦华侈。’寻改为广寿殿”[8](卷14)。这是唐制在五代时期的沿袭，从而证明武德使确有这一职能。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年)五月，“命皇子承训、武德使李晖大内巡检”[9](卷100，《汉高祖纪下》)，即负责宫中治安巡察之事。那么，大内巡检之责是武德使固有职责，还是此次临时指派的呢？笔者认为应是其固有职责，只是因为命皇子刘承训也负责此事，才有了上面引文中的如是表述。之所以如此论断，是有史料依据的。另据《册府元龟·帝王部·明察》记载，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正月，“武德使奏：‘内宿殿直张继荣等三人俱失银带。’帝曰：‘内庭岂有盗耶！莫是失物人妄诉否？’宣徽使朱弘昭承旨鞫问，果如帝言，遂以其罪罪之”[8](卷57)。失盗之事由武德使进奏，是其具体负责宫廷内部治安巡察之责的有力证明。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年)六月“乙巳，范延光差牙将王知新赍表到阙，不令朝见，收付武德司”[9](卷76，《晋高祖纪二》)。武德司能够奉命收管扣押人员，也是其具有一定执法权力的反映。所有这些史料都早于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年)，可以充分证明笔者上述论断是准确的。
    另据《旧五代史》载：“累迁武德使，出入禁中。业恃太后之亲，稍至骄纵。隐帝嗣位，尤深倚爱，兼掌内帑四方进贡，二宫费委之出纳。”[9](卷107，《李业传》)武德使是否具有这些职能呢？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特例，因李业是太后之弟、汉隐帝之舅父，故深受恩宠，特增加此权力，这一点从引文中“兼掌”二字可知，既是兼掌，可见不是其固有职责。需要说明的是，至北宋时，武德使的职能更多的是在掌管宫廷门禁方面，对宫禁内部事务管理则日渐减少，并在宋太宗时索性将武德司改为皇城司，这种改变正是其职能发生变化的一种反映，而在唐五代时期武德司与皇城司实为两种不同的机构。
    武德使在唐及五代时期均属内诸司使系统，且地位较高。如焦继勋，“天福初，授皇城兼宫苑使，迁武德使”[10](卷261，《焦继勋传》)。这说明，武德使地位在皇城使、宫苑使之上。从《刘中礼墓志铭》记载的其转迁情况看，他是从牛羊使改武德使，再转门使，说明武德使至少与牛羊使、门使等地位相当。武德使在唐代均由宦官充任，至五代时已有文宦、武将充任其职者，仍保持了内诸司使的性质。至北宋时，其虽仍负有一定职责，但已向武职阶官转变，出现了其他职官或使职掌管武德司的现象，这一点在宋代史料中有大量反映。自从武德司改为皇城司后，武德使之名便不再出现，而皇城使则正式列入武臣东班系统之中，从而完成了其阶官化的进程。
    (三)客省使
    客省，始见于隋代，并且设置于宫中[11](卷71，《隋宗室诸王传》)。唐朝前期未见设置，从现有记载看，客省应设置于唐代宗时期，所谓“永泰已后，益以多事，四方奏计，或连岁不遣，仍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以居之。上书言事者，常百余人，蕃戎将吏，又数十百人，其费甚矣”[12](卷66，《鸿胪寺》)。从这一记载看，客省主要负责接待地方入京办事者及上书言事之人，所谓“蕃戎将吏”，应是指沿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将领，并不负责对周边少数民族及国家使者的接待，因为周边民族及外国使者、首领的接待应由鸿胪礼宾院负责[13](P253-254)。所谓“初，河陇既没有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14](卷232，《唐德宗贞元三年六月》)，即清楚说明了这一问题。故《资治通鉴·大历十四年七月条》与《新唐书·食货志》均说当时的客省接待任务中包括“四夷使者”是不正确的，当是把客省后来职能的变化情况置于此时了，这一点下面还要详细论到。此外，客省收留的人员还包括“失职未叙”[14](卷225，《大历十四年七月》)。至于客省的位置是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内，还是门外，笔者认为是置于门内，如果置于右银台门外，则处于内苑之中了。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在唐代史料中，又将客省称之为“内省”[15](卷838，《授刘处宏通议大夫内侍省监充客省副使制》)，或径直称为“禁内客省”[8](卷546，《谏诤部·直谏一三》)。如果置于右银台门外，则这种提法就不能成立了。
    对于客省何时把接待任务扩大到外国使者和首领，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故难以考证清楚，但肯定是在唐朝后期。据《刘中礼墓志铭》记载，客省使的职能是“四方之觐礼，万国之奏籍，举不失时，动而合度”。可见此时的客省已经承担了这种接待任务。据其墓志载，刘中礼死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十月，说明这种变化早在此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全唐文》收有薛廷圭所撰《授刘处宏通议大夫内侍省监充客省副使制》一文，其中云：“内省华资，司宾重任。宫朝之选，历代攸难。……况遐方即序，重译来庭。尤思周敏之才，用副绥怀之旨”[15](卷838)云云。“司宾”、“遐方”、“重译”等词汇已将当时的客省职能表述得再也清楚不过了。薛廷圭是唐中和年间进士，唐光化(898-901)年间任中书舍人，这篇制文当是其任中书舍人时所撰。这一切都说明，客省职能的变化发生在晚唐时期，准确时间尚无法考知。众所周知，唐代内诸司使系统中还有一个鸿胪礼宾使的职务，负责外事接待任务，客省职能发生变化后，这一使职并未废去，岂不与其重复了？其实并不重复，因为这一使职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据《刘中礼墓志铭》载，墓主也担任过鸿胪礼宾使，志文在记载其任这一使职时云：“近者北通黠戛斯，西降嗢末，岁时屈膝交辟，献琛执贽者，梯航相接。大行人饔饩，劳问之勤，而辫发貂裘者，无不感悦。”从这些记载看，此时的鸿胪礼宾使主要职能已转为外交出使方面，至于外来贡物的接受与价值评估以及觐见皇帝的安排，似乎仍由其负责，志文所说的“贽”，就是指这些外来的贡品。需要指出的是，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仍然比较缺乏，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
    至五代十国时期，客省的这些职能基本相沿未变，如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八月戊寅，太祖“御文殿召契丹朝贡使昌鹿等五十人，对见群臣。以远蕃朝贡，称贺罢，赐昌鹿以下酒食于客省，赉银帛有差”[8](卷976，《外臣部·褒异王》)。同年八月敕曰：“诸道章表皆系军机，不欲滞留，用防缓急，其诸道所有军事申奏，宜令至右银台门，委客省画时引进；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馆准例收接。”[8](卷191，《闰位部·法制》)可见，普通公务则是通过四方馆接收进上的，只有军事等紧急公务才通过客省引进，与唐朝那种四方奏计、上书言事者全都接待的情况略有不同。关于唐朝的这种情况还有史料可以证明，如唐文宗时，“(刘)从谏遣焦楚长入奏，于客省进状，请面对”[4](卷17下，《文宗纪下》)。正因为客省经常接待各地奏事官员，所以唐朝在重要节庆给朝臣赏赐钱物时，也不忘给客省的诸道奏事官赐赏一份，并规定“永为常例”[8](卷110，《帝王部·宴享二》)。后梁的这一变化，也许是暂时性的，因为《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二年(949年)正月条胡三省注说：“梁有客省使副，宋因之，掌四方进奉及四夷朝贡、牧伯朝觐、赐酒馔饔饩，宰相、近臣、禁军将校、节级、诸州进奉使赐物、回诏之事。”[14](卷288)宋代客省的这些职能正是对五代之制的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