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山人”本指山居之人。自《庄子·天道》篇以“江湖山林之士”[1](P81)代指隐逸之士，故后世每以山林之士对朝廷之士，继而有以“山客”[2](P460)代指隐士(正郭)者，乃至径以“山人”指隐士。不过，孔稚圭所云“蕙帐空兮夜鹄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中的“山人”[3]却意在讽刺假隐士、真官迷。该语中之“山人”实为尔后走“仕宦捷径”的终南山人的前身。其后，见于传世文献中的唐代“山人”更是五光十色，显示出多种面目。
    传世文献中的唐代“山人”及其类型
    (一)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的李浑型
    《旧唐书》载：“初，太白山人李浑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帝福寿玉版石记，求得之，乃封太白山为神应公，金星洞为嘉祥公，所管华阳县为贞符县。”[4](卷9，《玄宗本纪·天宝八载闰月条》)又载：“(天宝)八载六月，玉芝产于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浑称于金星洞仙人见，语老人云，有玉版石记符‘圣上长生久视’。令御史中丞王入山洞，求而得之。闰六月四日，玄宗朝太清宫，加圣祖玄元皇帝尊号曰圣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尊号并加‘大圣’字，皇后并加‘顺圣’字。五日，玄宗御含元殿，加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4](卷24，《礼仪志四》)李浑两《唐书》无传，据《文苑英华》载，“今太白山人李浑等暂因形动，未假神游，初入缁帷之林，忽变紫微之境”[5](卷779，《玉版玄计颂并序》)云云，则初为僧人，后为方士。无独有偶，《旧唐书》又称，翌年即唐天宝九载(750年)十月，御史大夫王又奏称，“太白山人王玄翼见玄元皇帝于宝山洞中”，唐玄宗遣王、刑部尚书张均等人前往洞中，自有查验之意，而王等复于“洞中得玉石函《上清护国经》、宝券、纪箓等，献之”[4](卷24，《礼仪志四》)。《资治通鉴》记此事后又称，“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6](卷216)范祖禹《唐鉴》评此事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国，汉武帝驱攘四夷，皆雄才之主也，及其为方士之所欺玩，无异于婴儿。人君惟恭俭寡欲，清虚以居上，则邪谄无自而人矣。其心一有所蔽，鲜不为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争为幻以惑之，其神明精爽既夺矣，此所以养成大乱也。”[7](卷9)其后不过五载，“安史之乱”即发，故范氏有此酷评。实际上，两位太白山人的作伪伎俩极其低下，唐玄宗君臣不难察知，也未必不知。唯上下苟且，借以粉饰太平，神化帝室而已。不过，其中对于唐玄宗可能最具欺骗性、诱惑性的，还是那块写有“圣上长生久视”的玉版石记符。当时，唐玄宗年已六十五，“慕长生”已成为其最大、最迫切的追求，因而对这一符瑞，他是“宁可信其有”的。正是鉴于唐玄宗的这种心理，太白山人们才敢伪造符瑞，身为监察、法律的最高长官们才敢上献。
    《新唐书·则天皇后纪》延载元年(694年)七月癸未条：“嵩岳山人武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八月，什方罢。”[8](卷4)武什方实开唐代山人出任宰相的先河。什方有何功德？《资治通鉴·则天皇后纪》载：“(延载元年)五月，魏王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上(则天)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御则天门楼受尊号，赦天下，改元。……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妄惑众。尼自号净光如来，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吴赤乌(238-251)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岁，云见薛师已二百年矣。……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八月，什方乞还山，制罢遣之。”[6](卷205)当时，武则天称帝未久，仍急需政治合法性资源，无论山人、僧尼还是胡人，只要能显示神异，服膺民心，强化武周政权合理性，一律兼收并蓄。
    方士术人型的山人本应隐迹山林，却跻身朝堂、参与政治，虽有飞黄腾达如武什方者，更不乏一朝失足身败名裂者。如唐肃宗不满宦官李辅国专权，向所亲山人李唐倾诉不满，后李唐被流放于黔中。唐肃宗弥留之际，张皇后与内官朱辉光等亲信谋立越王，唐肃宗死后，太子(宪宗)监国，废张皇后，其亲信或流或杀，被诛者中就有山人申大芝。唐顺宗传位宪宗、自称太上皇之际，山人罗令则以废立之事游说秦州刺史刘澭，事发被杖杀[6](卷222、236)。均为其例。
    (二)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的李渤型
    卢藏用“举进士、不得调”，遂隐居于终南山中，然“有意当世”，关心时政，故被称为“随驾隐士”[8](P4375)，后终至高官，司马承祯讥其隐居终南实“乃仕宦捷径耳”[9](P157-158)。虽然卢藏用隐居终南，与当时所谓山人之行事并无异致，但他未尝自称山人，人们也不曾称他山人。不过，类似卢藏用的山人却颇有其例。《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元年(806年)九月癸丑条：“以山人李渤为左拾遗，征不至。”[4](卷14)又据《旧唐书》载，李渤因其父任殿中侍御史隐瞒母丧，被“流于施州”，故其“耻其家污，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隐于嵩山”。唐元和初，李渤“以山人征为左拾遗，托疾不赴”，但“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陈论。又撰《御戎新录》二十卷，表献之”。唐元和九年(814年)，诏征为著作郎，遂赴官入仕。后因忤旨，“以散秩在东都，以上章疏为己任，前后四十五封”。其后，历仕内外诸职，“章疏论列，曾无虚日”[4](卷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