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六年(811年)，韩愈任河南令时有诗《寄卢仝》，称赞卢仝虽穷困却不交官宦、俗徒，洁身不仕。诗云：
    水北山人得名声，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继往，鞍马仆从塞闾里。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彼皆刺口论世事，有力未免遭驱使。
    宋人韩醇注称：“水北谓石洪，水南谓温造，皆继往河阳幕，少室谓李渤，三人者皆仝所不为也。”按：石洪附于《新唐书·乌重胤传》，传称“有至行”“为黄州录事参军，罢归东都，十余年隐居不出。公卿数荐，皆不答。重胤镇河阳，求贤者以自重”，“欣然”入其幕[8](卷171)。温造《旧唐书》有传，称其：“幼嗜学，不喜试吏，自负节概，少所降志，隐居王屋，以渔钓逍遥为事。”后亦“欣然”应寿州刺史张建封之招，又入河阳幕。韩愈有《送石处士赴河阳幕》诗，谓其“人云避世士”；亦有《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文，谓之“深藏而不市”。但《寄卢仝》诗中却对二人及李渤颇有微词，认为他们虽称山人，却热衷于交际，系怀于时政，实待价而沽，最终亦先后入仕为官。按：温造曾隐居王屋山，李渤曾隐于嵩山，韩愈诗所谓水南山人、少室山人，名副其实。石洪隐居东都十余年，似未闻有居山经历，可见山人即隐士之代称。而居山士人中，多数恐怕是走“仕宦捷径”者。
    唐人有习业山林以备科举的风尚，严耕望氏有专文详考[10](P271-316)。终南、嵩山、少室因毗邻唐之两京，故尤为文士聚集之所。其中，号称山人者多是习业养望以待入仕之人，如上举卢藏用、李渤等。另有王屋山，亦为待仕山人渊薮。兹举二诗，以概其况。张籍《胡山人归王屋，因有赠》：
    转转无成到白头，人间举眼尽堪愁。此生已是蹉跎去，每事应从卤莽休。虽作闲官少拘束，难逢胜景可淹留。君归与访移家处，若个峰头最较幽[11](P962)。
    杜牧《卢秀才将出王屋，高步名场，江南相逢赠别》：
    王屋山人有古文，欲攀青桂弄氛氲。将携健笔干明主，莫向仙坛问白云。驰逐宁教争处让，是非偏忌众人分。交游话我凭君道，除却鲈鱼更不闻[11](P1073)。
    王屋卢山人经多年苦读，即将出山决战科场，“携健笔干明主”，或因腹有诗书气自雄，故壮怀激烈，豪气干云。而“无成到白头”的王屋胡山人再次蹉跎不第，故心境低落，在“人间举眼尽堪愁”中怏怏还山。唐人诗歌中，送山人归山的篇什极多，其中不少是科场落第、仕途失意者。不妨再举一首白居易的《送张山人归嵩阳》：
    黄昏惨惨天微雪，修行坊西鼓声绝。张生马瘦衣且单，夜扣柴门与我别。愧君冒寒来别我，为君酤酒张灯火。酒酣火暖与君言，何事入关又出关。答云前年偶下山，四十余月客长安。长安古来名利地，空手无金行路难。朝游九城陌，肥马轻车欺杀客。暮宿五侯门，残茶冷酒愁杀人。春明门，门前便是嵩山路。幸有云泉容此身，明日辞君且归去[11](P1073)。
    嵩阳张山人已西“飘”长安三年多，干谒公卿，奔走权门，自是以图仕进，然长安虽为“名利地”，但“空手无金行路难”，穷困潦倒之际，最终还是决定重返嵩山，归依云泉。乐天诗笔如画，将那个寒冬雪夜张生马瘦衣单的落拓凄凉之相展现无余。可知嵩山虽密迩两京，入朝之路却是咫尺天涯。《旧唐书·宪宗本纪上》元和四年(809年)四月丙申条：“抚州山人张洪骑牛冠履，献书于光顺门，书不足采，遣之。”[4](卷14)抚州张山人不远千里来长安献书，亦是自售。他显然觉得“终南捷径”终究是曲线，不如直奔朝廷简捷，但仍以失败告终。
    (三)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李泌型
    据两《唐书》李泌本传，泌“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但李泌“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当世务，玄宗召见，令待诏翰林，仍东宫(肃宗时为太子)供奉”。后因杨国忠谄忌，贬置蕲春郡，他却“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即位于灵武，“遣使访召”，“延致卧内，动皆顾问”，但“泌称山人，固辞官秩”。尽管实际掌握中枢政务，“权逾宰相”，却再遭权臣、宦官猜忌，“泌惧，乞游衡山，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遂隐衡岳，绝粒栖神”。唐德宗贞元中入拜宰相，李泌“谈神仙诡道，或云尝与赤松子、王乔、安期、羡门游处”，“故为人所讥切”。而李泌“自出入中禁，累为权幸忌嫉，恒由智免”。其虽居高位，仍着山人服，故辅佐唐肃宗时，“出陪舆辇，众指曰：‘着黄者圣人，着白者山人’”。应唐代宗召之前“无妻，不食肉”。总之，李泌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时亦体现出极高的政治才能，但他始终有意保持山人身份，故能进退裕如，既有益于时，又得以保身。《新唐书·李泌传》谓“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近立功立名者”。实际上，这都得益于他有意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即使不可避免，仍然减少了一些摩擦和阻力，必要时能够全身而退。
    与李泌同时且因李泌推荐而任官的阳城，亦有“山人”之号。史称其“世为官族”，好学，“无所不通”。进士及第后却“隐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多从之学”。后任谏议大夫。“人皆想望风彩，曰：‘阳城山人能自刻苦，不乐名利，今为谏官，必能以死奉职。’”但到官后并无异常表现。唯“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仗义疏财。及至裴延龄、李齐运等以奸佞相次进用，毁诋大臣，陆贽等咸遭枉黜，阳城乃伏阁上疏，论裴延龄奸佞，陆贽等无罪，“慷慨引谊”，措辞尖锐。唐德宗欲以裴延龄为相，阳城放言：“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诏)坏之。”竟因之降贬，又外任道州。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不以簿书为意”，民皆赖之，而赋税不登，上级斥责，遂“自囚于狱”。《旧唐书》列阳城于《隐逸传》即在于阳城虽历官内外，却不以官职升迁、法律簿书为意，仍保持着淡泊名利的山人本色，即本传“赞”所谓“高士忘怀，不隐不显”。《新唐书》将其列于《卓行传》则着眼于他任官行事全凭良心，纯真“鲠峭”，直道而行，无视官场的游戏规则。这仍然有山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