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中，史学占有突出的地位。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有比较重要影响的人物，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严复，到胡适、李大钊，或陈寅恪、钱穆，大多与史学有一定程度的关系；论主义，则从自由主义到共产主义，论学派，则从国粹派到学衡派再到战国策派，都离不开从历史出发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罗志田甚至提出，清末至民国初年有一个史学走向中心的过程。①他对此现象的解释是，清末民族危机深重，士人欲以史学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人们的爱国心，以达救亡之目的。史学的救亡意图，提升了史学的目的，使之取代了经学，占据学术的中心地位。到了“五四”前后，随着人们更多地用“文化”一词来指谓章太炎所说的“历史”，史学的地位又降低了，开始重又走向边缘。②
    罗氏此说只见其一，未见其二。史学在清末民国初年开始走向学术思想的中心，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有助于救亡，而也在于人们用它来启蒙，论证欲以建立的理想社会和国家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国家”(民族国家)、“个人”“国民”“自由”“进化”(进步)、“文明”这些中国近代启蒙的关键词，大都通过史学性质的论述为人熟知。史学一身兼启蒙与救亡二任，时人已有明确的意识：“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③因此，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中国，“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④。史学在现代中国占据学术思想的中心，良有以也。
    然而，虽然时人赋予史学如此重大的责任，但史学理论却并未因此得到很大发展。虽然梁启超、王国维到20世纪20年代的顾颉刚，都或明或暗挑战了传统史学，“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一套取代儒家观念并能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的史学理论”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理论的建树方面几乎交了白卷。⑥李大钊可说是个异数，他并非史家出身，却对史学理论有强烈的兴趣，并且开始系统提出他的史学理论。若非投身政治活动和英年早逝，他很可能在史学理论方面会有较高的成就。但从他留下的关于历史的有关文字，人们至少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史学思想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重大意义。本文即以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为例，来说明史学对于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中国现代史学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中国现代史的影响，首先在于它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现代性史观，即线性进化论史观，中国现代思想史主流各派，无不认同此史观，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执牛耳的人物，也都无不服膺或曾经服膺此史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现代思想家无不把现代化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视为头等重要之事。蒋廷黻在其所撰《中国近代史》中直截了当地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⑦蒋氏的这番话，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思想精英的共识。
    线性进化论史观主要来自西方19世纪下半叶一度流行的社会进化论，而社会进化论则与18世纪的启蒙进步史观有其承袭关系。⑧无论是社会进化论还是启蒙的进步史观，都是一种普遍主义历史观，又是一种机械论的目的论历史观，即认为人类的历史没有根本的不同，都是按照一定阶段向前发展的，只有速度的快慢，没有方向的不同。进步是必然的，人类总是越来越文明，最后达到一个富强康乐的大同世界。这种历史观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西方人能，我们也一定能，只要我们彻底摆脱过去传统的羁绊，一切向西方看齐，建立一个西方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就能赶上西方，甚至驾西方人而上。
    这种线性社会进化论随着严译《天演论》的出版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传到中国，不几年为主流知识分子接受，成为他们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基石。⑨社会进化论以及几乎与此同时从日本传来的“文明史”的概念，都使得人们觉得将历史进行单线分段是理所当然的做法，因为历史就是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⑩。当然流行的种种历史分段法，如“野蛮→半开化→文明”“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等，无不被人视为“公理公例”；而这“公理公例”，当然是进化之“公理公例”。既然是“公理公例”，自然“天下万国，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而期有长短”(11)。就这样，我们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以西方历史为底本的“普遍历史”的概念。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同属这个“世界历史”，它们的区别不是形态内容的区别，而是进化阶段上的区别。西方历史构成了“世界潮流”(现在则改称“主流文明”)，中国不但不能脱离这个世界潮流，而且还要主动汇入这个潮流。
    然而，线性进化论的历史分段，显然不是建立在编年史的时间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文明形态或历史形态的特殊理解上。(12)在西方，“近代”是指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而在东方，尤其在中国，“近代”则指西方现代文明(现代性和现代化)。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一个编年史的概念，而是一个有强烈价值附加的文化政治概念。正是“近代”这个听上去是纯粹编年史的概念，而实际却是文化政治的概念，使得中国人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将空间时间化的过程，中西文化的区别不是空间意义的文化或文明的区别，而是时间意义的古今之别。但是，这个“今”同时又被实质化，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文明概念。经过这样一番建立在范畴混淆基础上的时空腾挪，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基石奠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