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大钊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解放的一种思想，不是唯一的真理。例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思想--阶级斗争学说，他一方面认同马克思说的，只有经过阶级斗争(他译为“阶级竞争”)才能达到一个“崭新光明的世界”，但实际上他更认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28)在替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辩护的文章《阶级竞争与互助》最后，他竟然不顾他自己宣传的马克思所说的“一切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公然声称：“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29)他丝毫不觉这个信念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相抵牾的。此时的李大钊，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是人道主义者更为恰当。
    研究李大钊的人一般都会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视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其实未必。他在此文一开始就声明：“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30)根据现有的李大钊到该文撰写时间(1919年9-11月)为止的文字来看，这并非谦辞。不过他的这篇文字却是中国到当时为止对马克思学说最为详细的一个介绍，分上下两篇，上篇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下篇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李大钊指出，马克思并非唯物史观的始作俑者，而是由孔道西(孔多塞)开其绪，圣西门将经济因素视为比精神要素更重要，而蒲鲁东业已“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31)。马克思对于唯物史观的贡献有二：一是，“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32)，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是，“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化，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33)，即生产力发展引起社会制度的变革，李大钊把它称为“社会进化论”。(34)也就是说，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属于社会进化论的谱系，它说明了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
    在肯定马克思贡献的同时，李大钊并未对之亦步亦趋，而是将自己原先的人道主义立场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调和：“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35)其实，李大钊笔下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那么“纯粹”，“他自由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孟德斯鸠和巴克(Buckle)的地理决定论混合在一起”(36)。这种情况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里是看不到的。
    实际上，李大钊和所有当时接受或认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如胡汉民和戴季陶)一样，只是因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当时已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进化论不相悖而接受它的，高一涵甚至干脆将马克思主义描述为进化论。(37)对于他们来说，“唯物史观呈现为建基于经济变革之上的进化论的一种理论变体”(38)。没有社会进化论导其先路，马克思主义不会那么快被那么多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其实对于李大钊们来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过是更为“科学”的进化论而已，它为他们改造中国的种种设想提供了“科学的”合法性依据和证明，就像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之于戊戌、辛亥那代人一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现代的进化论意识形态。(39)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使中国人进一步接受了“普遍历史”的概念，尽管后来有过关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讨论，但“普遍历史”的概念还是为多数人接受，因为它便于多数人接受的现代性论述，使得现代性真的成为人类历史的目的(或“天命”)。如同德里克敏锐观察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对于思想、价值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的解释，它加强了新文化运动所认为的传统价值与制度在当代中国无效的理论表述。新的出发点以跨历史的诉求来拒斥中国传统，这比起以源于西方价值的名义对中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式的攻击，要显得更为合理和更具有确定性。”(40)经济的基础性使得它的普遍性轻松就使历史的特殊性成为对于理解历史来说是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事情。中国本身资本主义是否发达已经不足以成为中国是否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理由，世界既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而中国又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那么，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话，中国就是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41)中国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样，中国就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化阶段上。这是许多中国现代左翼知识分子(首先是李大钊)的思路。
    李大钊接受唯物史观，正是因为它“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42)。但对于经济决定论，他始终是有保留的。即便是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后，他仍然认为人性(不是个人的人性，而是人类的人性，即他所谓的“民彝”)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43)唯物史观与旧史学的不同在于：(1)它“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2)它“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44)。这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可以说与正统唯物史观的理解是截然相反的。他不但不认为是物质条件(经济)决定人的意识，反而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的根据在于“吾人心理”。(45)他完全同意：“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的感情。”(46)按照迈斯纳的解释：“这是由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能动论在他的世界观中占支配地位；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转向唯物史观就放弃能动论。他不过是为了适合自己关于人的意识和能动性对历史的作用的观点，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47)而人的能动性思想，乃现代性的核心成分--主体性的典型表述。只是李大钊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