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思想形成初期，“天演论”热潮已过，且他本学法政，更习惯横向思维，对建立在纵向思维(至少在表面上)基础上的线性进化论并不敏感。从他早期发表的文字看，传统文化对他有相当的影响。他并不接受当时许多人接受的线性进化论对中西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即认为中西文化与历史不是性质的区别，而是进化阶段上的先后区别(先进与落后的区别)，相反，与时彦相比，他似乎有点落伍，他认为：“东西政俗之精神，本自不同。东方特质，则在自贬以奉人；西方特质，则在自存以相安。风俗名教，既以此种特质精神为之基，政治亦即建于其上，无或异致。”(13)这种言论，与晚清保守士人的看法，并无二致。在他写于1918年6、7月间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李大钊和被后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杜亚泉、梁漱溟等一样，认为东西文明的不同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是形态特征和倾向的不同，而非先进与落后或文明与野蛮的不同，它们“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14)。他说：“以余论之，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15)清季的进化论者，恐怕都不会赞同他的说法。此时的李大钊，与其说是进化论者，不如说是调和论者。他不喜欢旧事物，但却认为新旧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他用“进化”概念，却不是进化论的原教旨主义者。(16)他甚至用例子来说明保守和进步不可偏废：“欧洲中世黑暗时代，保守主义与传袭主义之势力过重，其结果则沦于腐败。法兰西革命时代，则进步主义，趋于极端，不能制止，其结果又归于爆发。”(17)这些言论听上去怎么也不像陈独秀的同志，而会被杜亚泉引为同道。
    然而，不过四个月的样子，主张调和的李大钊变成了力主革命的李大钊，而在思想上助他急剧转身的，正是进化史观。在写于1918年11月的《庶民的胜利》中，他要国人不要害怕革命造成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18)因为进化是历史潮流，“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19)。这和孙中山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生，逆之则亡”是同一个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李大钊的进化史观，并不是建立在实证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上，更不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础上，而是可能与传统心学有些关系的唯心史观。李大钊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表现，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几。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20)在稍后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重复了这一想法，以此证明：“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所以，未来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21)！李大钊此时的史观表明，他直到那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已经是进化论者了。他对进化论的接受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只是加强了他思想的进化论倾向。(22)倒是进化论使他不久顺理成章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但李大钊此时的进化论史观，仍然与上一代人的进化史观有明显的不同。他明确批评近代人们信奉的社会进化论：“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狗[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23)其实这并非“从前”的人才相信，刘文典三年前(1916年)还在《新青年》上鼓吹：“强弱即曲直也。……强国征服弱国，奴隶其人民，卤掠其重器玉帛，实其民族力征经营所应得之正当报酬；弱国被人征服，人民沦为臣虏，货财为人掠夺，实其民族自伐自侮所应受天讨天诛。”(24)李大钊与此格格不入，他反对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李大钊看来，进化的最后结果不是强者通吃，而是世界大同。(25)
    还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在人们认为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1919年，他仍然坚持进化需要新旧两种思潮这样马克思主义绝对不会接受的立场：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须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26)
    这的确不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吻，李大钊始终不是一个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的调和论，实有其时间哲学的基础；而他的时间哲学、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时间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都有根本不同。社会进化论与唯物史观都相信古典物理学的单向线性时间观，该时间观将过去和未来都视为不存在，虽然也相信现在与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不从整体上理解时间，因而只突出现在的意义。李大钊受柏格森时间观的影响，从来都是从作为全体的时间，即时间本身来理解时间，把时间理解为一个大生命：“……过去与将来，都是在那无始无终、永远流转的大自在、大生命中比较出来的程序，其实中间都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力，一线相贯，不可分析，不可断灭。我们不能画清过去与将来，截然为二。”(27)在李大钊后来的史学理论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也构成了他历史思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