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讲宋明理学的起源，几乎都要追述到韩愈“辟佛”。但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却把理学放在北宋儒学运动及两宋政治环境中来观察，以为理学的产生寻找更丰富也是更“切近”的原因。笔者认为，宋明理学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至今仍在影响着国人的心灵与伦理，因此绝对不仅是政治的产物，也不能仅被看成是少数思想家的孤明先发。宋明理学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它的产生与所造成的影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本文所谈中古士大夫风操即是上述长时段问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风操”一词，源于《颜氏家训》：
    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喏，执烛沃盥，皆有节度，亦为至矣。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然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视而见之，耳能听而闻之，蓬生麻中，不劳翰墨。汝曹生于戎马之间，视听之所不晓，故聊记录，以传子孙[1](卷2，《风操第六》)。
    颜之推早年生活在南朝，后来定居在北方，对公元6世纪南北迥异的文化氛围深有感触。他认为，风操的来源有两个，首先是《礼经》中设定的生活细节规范，体现了圣人的精神，但《礼经》残缺不详，故士大夫又根据现实需要自行创造并加以传承了一些礼仪规范，二者结合便成为所谓“士大夫风操”。
    一、礼经·礼容·礼教
    十三经中的《仪礼》、《礼记》与《周礼》被并称为“三礼”。现在所知道的上古礼制大多是士礼，如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等，主要保存在《仪礼》之中，但还有一部分保存在《礼记·曲礼》中。比如，著名的戒条“食不言，寝不语”等。春秋时期的子产认为，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2](《召公二十五年》)。即礼当然的有其超越性的价值核心，但必须行之于一套严整的仪式，体现为具体的行为规范。《礼记》认为，礼主要在八个方面展现，即冠、昏、丧、祭、射、乡、朝、聘[3]《礼运》)，其实便是八类主要的仪式与规范。但这些具体的仪式与规范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所谓周因殷礼、殷因夏礼，代有沿革损益。《汉书》云：
    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其衰也，诸侯逾越法度，恶礼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灭学，遂以乱亡[4](卷22，《礼乐志》)。
    上引文献中出现了“威仪”一词，《左传》对该词汇有下述阐释：
    卫侯问：“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2](《襄公三十一年》)
    这里的“威仪”，并非公共性的仪式，而是涉及个人言行举止的具体行为规范，因此较之经典正文必然是复杂烦琐，正如前引《汉书》所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后来，“威仪”一词也出现在中国佛教典籍中，如有所谓“沙弥威仪”的说法，其内涵与之类似，皆指对于个体生活状态的一种规定。值得注意的是，《礼记》中则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说法[3](《礼器》)。这说明，曲礼就是威仪，《礼记·曲礼》正是集中保存了生活细节方面的种种礼仪规范，可以看做是颜之推所说“士大夫风操”的滥觞。
    “威仪”还有一个较为通行的称谓，即“礼容”。中国古代贵族对礼容有专门的教育，也就是所谓仪容、辞令、揖让之学，并由专门的职官“保氏”负责传授。《礼记》中有“君子九容”的说法，即“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3](《玉藻》)，这已经与后世士大夫风操所涉及的言谈举止相当类似了。《礼记》至迟于汉初即已成书，彼时贾谊《新书》中亦设有《容经》一章，专讲“威仪”或“礼容”方面的问题。从汉代开始，“威仪”或“礼容”已不仅仅是贵族阶层成员的个人修养问题，而是构成更加深刻的社会文化现象“礼教”的一部分。
    先秦时代，与礼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希望人在这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各安其分，承担各自不同的责任，礼在其中起到的就是标明与稳定社会等级的作用。春秋战国以来，宗法制逐渐瓦解，固有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但他对礼乐文化的破坏并不利于稳固统治。看到秦始皇出巡，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连为人佣耕的陈涉也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千古名言。人人不安其位，都想取而代之，这是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的后果。汉朝立国之初，以黄老治国，通过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使经济获得明显恢复，但社会问题却依然严峻。贾谊作长沙王傅时上书认为，自秦商鞅变法以来，社会秩序混乱，人心失驭。他用了一个生动事例来说明风气败坏，即“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父亲问儿子借农具，儿子以施恩的心情借给父亲；婆婆向媳妇借笤帚簸箕扫地，媳妇站着辱骂婆婆。贾谊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的政策密切相关。此外，他还列举种种社会病态，如人民的嫌贫爱富、官吏的假公济私，种种丑恶，不一而足。贾谊引用《管子》中的名言“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指出重建意识形态与社会道德体系已经是统治者刻不容缓的任务[4](卷48，《贾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