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大夫风操与社会变迁
    在颜之推时代，“士大夫”一词专指士族，这与其在后世之意有很大不同。中古士族有着特定内涵，一般文人官僚并非士族。士族之所以看不起庶族，是因为士族有士大夫风操，而庶族没有。北魏公孙睿之妻为崔浩侄女，其堂兄公孙邃的母亲是雁门李氏，地望悬隔。崔氏与李氏一为大士族，一为庶族，遇到婚丧嫁娶家族集会时，两兄弟做派完全不同。故时人说：“士大夫当需好婚亲。”[12](卷23，《公孙表传》)言下之意，母亲或妻子出身决定了其修养、文化能否应付吉凶集会这样复杂的程序，而这对丈夫或儿子的声誉、对整个家族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由汉至唐，这些复杂的礼仪与日常生活中的风操为世家大族所垄断，成为其特有的文化资本与身份符号。士族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表现出文化上的优越性。儒家伦理从经典演变成行为规范，是由士族阶层推动完成的。
    然而，到了唐代，士族在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唐太宗对于士族特别是山东士族一贯采取打击态度，最明显的做法是重修《氏族志》与《姓氏录》时试图完全以现实政治地位来排定族性地位，不承认士族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优势。《贞观政要》记载了唐太宗与房玄龄的一段对话：
    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凌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所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需改革[13](卷7，《礼乐》)。
    唐太宗发难的理由恰恰在于士族买卖婚姻的行为“有违《礼经》”，而士族所标榜的家法、风操即便多有自己创造的成分，但绝不敢否认与《礼经》的渊源，唐太宗所提出的理由也有釜底抽薪的意味。
    唐代有不少制度被认为是反对士族的，但在事实上，士族仍顽强地保持了其固有的影响力。如在婚姻方面，唐太宗刻意不与士族通婚，两百年以后，唐文宗、唐宣宗在为公主安排婚姻时却都倾向于士族子弟。但士族们却不愿与皇家联姻，因为公主不仅目无礼法、骄悍难治，生活作风也不检点，以至于唐文宗曾对宰相感叹：“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14](卷172，《杜中立传》)针对这种情况，唐宣宗屡屡要求公主遵循礼法。《幽闲鼓吹》曾记载一事云：
    驸马郑尚书之弟觊尝危疾，上使讯之。使回，上问：“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上大怒，且叹曰：“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为亲，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辇至，则立于阶下，不视。久之，主大惧，涕泣辞谢。上责曰：“岂有小郎病，乃亲看他处乎？”立遣归宅。毕宣宗之世妇礼以修[15]。
    更有甚者，永福公主原已许婚士族，后因其盛怒中折断用餐的筷子，从而被唐宣宗勒令停嫁，而以性情温顺、谙习礼法的广德公主代之[14](卷83，《诸帝公主传》)。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唐太宗对于山东士族不遵《礼经》的批评并未能阻止唐皇室在文化方面向士族靠拢。
    唐代士族的礼法与风操得到全社会仰慕，原来为士族所垄断的各种家法开始普及，并在普及过程中走向统一。《新五代史》云：“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16](卷197，《卢弘宣传》)又云，郑余庆也“采唐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时家人之礼”[16](卷55，《刘岳传》)。士大夫风操的出现亦使国家礼仪日常化，到了唐代则因印刷术的发明与教育的相对发展而进一步平民化，士族的礼仪文化通过书仪等形式传播到大众。因此，士大夫风操逐渐由一个阶层的规范变为全社会的法式，礼法文化发生了下移。敦煌文书中保存有一本面向大众的《太公家教》，其中云：“其父出行，子须从后；路逢尊者，齐脚敛手。尊者赐酒，必须拜受；尊者赐肉，骨不予狗。尊者赐果，怀核在手，勿得弃之，违礼大丑。对客之前，不得叱狗；对食之前，不得唾地，亦不得漱口。忆而莫忘，终身无咎。”这些内容，已经与当年颜之推所谓士大夫风操别无二致。正因为这种文化资本不再为士族所垄断，故士族的独特性被消解。到了宋代，“士大夫”一词成为官僚、绅士乃至一般读书人的泛指，其独特的门阀内涵已经完全消失了。
    最后，附带谈一下中古礼法文化下移中佛教扮演的角色。佛教在社会伦理与个人行为规范方面与儒家结合，对中古社会起到了巨大的塑造作用，《二十四孝》的出现就是儒佛互动的结果。佛教讲究戒律，其对信徒的生活细节有具体规定，如《四分律》中的戒条涉及僧尼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中古时期，大众笃信佛教的情况非常兴盛，因此佛教的这些戒律、威仪也很深入人心，逐渐变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敦煌文书中发现的许多启蒙读物中浸润着佛教伦理及其日常规范，其影响甚为深远。
    综上所述，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到了唐代，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因此，士族衰落与礼法下移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化的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
    至于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在某种意义上，宋明理学不过是为士大夫风操这套东西寻找到了一个超越性源头，正是通过这样的演变，儒家伦理完成了从经典(经学)向社会和个人伦理规范(道学)的转变，并且由于佛教的影响，使它具有禁欲主义的宗教色彩。中华文化本身的一次阶段性变化，由此而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