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90)因而，宋代的思想文化曾成为追求富强的现代中国在文化上强烈要切割的东西；虽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过理性的认识，但至中叶仍遭到彻底革命。然而，“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91)1980年在杭州召开的宋明理学研讨会，促进了中国内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宋代思想文化的重新认识与理解，并且在整体认识、个案研究以及文献整理等各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与此同时，港台地区与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逐渐进入大陆学界。
    当大陆学者在解读模式与分析方法上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唯物-唯心与阶级分析以后，宋代哲学与思想研究随之呈现出丰富与深刻的变化，但是相应的问题也不期而至。原来在唯物-唯心模式梳理下的宋代思想研究，学者们必须将视野延拓到朱陆两系以外的思想者，比如这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92)但在解读模式与分析方法发生变化以后，多元性的方法被专施于朱陆两系为代表的思想者，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与内容的局限性形成了一种反衬。这种现象的造成，固然有来自港台与海外学界的影响，但不能否认更多的是来自中国传统儒学史观中道统意识的束缚。
    到1980年代的中后期，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有所突破。
    其一，宋代哲学与思想并不能局限于朱陆两系为代表的理学，邓广铭的《略谈宋学》通过标示传统的“宋学”概念强调了这一观点，(93)赋予了新内涵的“宋学”概念虽然远没有经过严格的界定，但其基本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它强调的是更广论域中的宋代思想文化。其二，由大陆出版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94)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宋代，但对宋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却有着同样的示范意义。这一示范作用在学术上的具体引领无疑因人而异，然而有一点却是至为明显的，那就是它体现了在历史分析-综合过程中，拥有并贯彻问题意识是何等重要。其三，新观念与新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引入用来审视宋代的思想文化，使得宋代思想文化也越来越呈现出了它的丰富与深刻。
    上述三者，都有交叠的层面，但侧重却也明显。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将第一点归为内容，后两者归为方法，以此来讨论。
    在《略谈宋学》中，邓广铭有着否定理学为宋学主流的隐意识，约二十年后漆侠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中力挺荆公新学，将这种隐意识完全显性化。(95)但邓文的基调仍在强调宋学的广阔性，这在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得到了充分具体的展开。(96)该书突破了道统的窠臼，对北宋思想文化进行了纵横交织的梳理，至今仍堪称此一领域中的重要论著。概言之，此后关于宋学的研究，虽然对于谁为宋学主流各有不同见解，但宋学决不限于理学，无论在意识上，还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应该是没有歧义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宋学的上述理解在内容上是不可质疑的。众所周知，宋学是清儒为了确立自己的学术定位及其正当性而提出的一个学术史概念。依照这个概念，宋学是一种学术范式，断非一代之学术。事实上，经历了“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三个阶段的清代学术，(97)在“国初”与“道咸以降”的两个时段中，宋学仍然是重要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也是基于宋学的精神而脱胎于宋学的。因此非常清楚，前述关于宋学的理解，根本的问题是一个基于断代史研究的述说，充其量只是突破了理学的篱笆，标示出了理学以外各学派的存在，而完全没有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跨朝代的范式意义上的考虑。
    进而言之，如果我们承认，宋学在两宋的完型最终呈现为理学，而理学从南宋后期开始，一直到近代中国，不仅只是作为一种学术范式而存在，而且更是作为一种近世中国的文化形态而存在，那么前述宋学的理解更为局限。因为当理学由学术转型为文化以后，以宋学这一新的学术范式所展现出来的新儒学，实际上已非思想学术层面上的宋学概念所能笼罩。或者，如果我们沿用宋学这个语词，那么它的内涵应该由学术范式扩展为文化形态。最新的研究其实已经表现出这样的努力，包弼德在《历史中的新儒学》中，(98)就试图将完型于两宋的新儒学放置在时间上从晚唐到明代，内容上从观念到社会的范围内加以分析。
    至此，我们可以对作为认知对象的宋学在性质与内容上尝试着进行界定，认为宋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的一种范式，并最终衍生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滥觞于中晚唐，完型于两宋，横肆于元明，嬗变于清代，而且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与文化的基础。但是，随即产生这样的问题：从一个传统的术语，经过某种知识上的考释，变成如此宽泛的一个概念，一个甚至是不严格的术语，是否有必要在现代中国学术的研究中沿用呢？比如刚刚提到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这个术语，在一般意义上似乎就可以取代“宋学”，它在西方学术界一直被使用，在中文学术界也已被接受，尽管它在内涵上的模糊可能更甚于宋学，包弼德的新书其实就折射出了“新儒学”一词界定上的宽泛性与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