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大陆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部分成果见笔谈《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重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4-146页；台湾有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黄宽重研究员主持的国科会“宋代军政信息的传递”专题研究计划，成果参见《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2009年6月）“宋代的讯息传递与政令运行”专辑。
    (17)参见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之新可能性--与国家史、国制史研究的尝试性对话》，《宋史研究通讯》2009年第1期，第59页。
    (18)参见李华瑞：《近三十年来国内宋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分析与思考》，待刊。
    (19)苏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今日，何谓政治史？》，《今日，何谓历史？》，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第92页。
    (20)例如黄宽重：《政治、地域与家族--宋元时期四明士族的衰替》，《新史学》第20卷第2期（2009年6月），第1-41页。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5-12页；《宋代民间信仰的历史学研究思路》，《中华读书报》2008年2月15日。邓小南：《“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王耀庭主编：《开创与典范：北宋艺术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8年。皮庆生：《两宋政府与印刷术关系初探》，《文史》2001年第3辑，第165-178页。
    (21)参见王化雨：《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宋代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论坛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10期，第22-24页。
    (22)例如王德毅：《宋代的圣政和宝训之研究》，《宋史研究集》第30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年，第1-26页；梁太济：《〈圣政〉今本非原本之旧详辨》，《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第182－204页；李裕民：《〈中兴政要〉研究》，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53-766页；等等。
    (2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2页。
    (24)“地方”与“中央”相对，但中央只有京畿一点地方，自不可能容纳太多的士人家族，故绝大多数的士人家族都在地方发展，这当然不是Robert Hymes（韩明士）等宾大学人所说的“地方化”，它应指一种“故意”、“选择性”或“策略性”的行为，例如可以到中央发展而选择留在地方，可以跟外地通婚而选择与本地通婚，或在国家与地方的利益不能兼顾时以后者为优先等，其实就是“地方主义”。对婚姻“地方化”大力反驳的，见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3-670页。又见Linda Walton（万安玲），"Kinship,Marriage,and Status in Song China:A Study of the Lou Lineage of Ningbo,c.1050-1250,"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vol.18,no.1(1984),pp.35-77，特别是pp.62-64.陈家秀：《宋代眉州士大夫的婚姻关系》，研讨会秘书处：《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系，1996年，第96-125页。Beverly Bossler（柏文莉），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Status,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960-1279),Cambridge,MA.: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8,pp.78-94.简杏如：《宋代莆田方氏家族的婚姻》，《台大历史学报》24(1999)，第257-286页。何晋勋：《宋代鄱阳湖周边士族的居、葬地与婚姻网络》，《台大历史学报》24(1999)，第287-328页，这是目前最翔实的一篇。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第101-135页。Hugh R.Clark（克拉克），Portrait of a Community:Society,Culture,and the Structures of Kinship in the Mulan River Valley(Fujian) from the Late Tang through the So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23-167.
    (25)研究明州乡曲义田的论著，先后有(1)福澤與九郎：《宋代郷曲（郷人）義田莊小考》，《史學研究》62(1956)，第41-51頁。(2)福田立子：《宋代義莊小考--明州楼氏を中心として》，《史艸》13(1972)，第79-115頁。(3)Linda Walton,"Kinship,Marriage,and Status in Song China:A Study of the Lou Lineage of Ningbo,c,1050-1250,"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vol.18，no.1(1984),pp.35-77.(4)Linda Walton,"Charitable Estates as an Aspect of Statecraft in Southern Sung China," in Robert P.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eds.,Ordering the World: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255-279.(5)梁庚尧：《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源起与演变》，《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213-237页。(6)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以楼氏家族为中心的观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3分，第627-669页；收入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7)黄宽重：《人际网络、社会文化活动与领袖地位的建立--以宋代四明汪氏家族为中心的观察》，《台大历史学报》24(1999)，第225-256页，亦见于《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325-352页，收入氏著：《宋代的家族与社会》(2006)，名为《真率之集：士林砥柱的汪氏家族与乡里文化的塑造》。为节省篇幅，本文不注明出处之引文引述，均出自上述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