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也可以由实际的研究来进一步佐证“宋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术语的无关紧要性。前文言及，宋学在新时期的重新研究最初主要在中国哲学领域。由于学科的专门性，限于断代史的宋学界定没有成为中国哲学中宋明理学研究的某种负担，学者们通常将宋明理学作为完整的对象加以讨论。但是，在这样的研究中，宋学的观念同时也是一个缺席的观念，它几乎没有起到解释框架的作用，关于宋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范式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淡化的。以陈来的研究为例略加说明。从《朱熹哲学研究》开始，中经《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到《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99)在20年的研究中，陈来分涉整个宋学发展过程中重要阶段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其解读基本上是透过西方的哲学框架进行的，从早期的本体论、认识论，到后来的存在论、诠释论，传统的宋学观念并没有成为分析考虑的维度，而重要的是，这并不影响他以心知其意的态度来理解古人的哲学建构。
    的确，从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整体性西学化转型而言，袭用并延拓宋学这样的传统学术术语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说建构现代中国学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就历史学而言，则是为了获得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那么传统的术语实际上又是无法绕开的，因为正是在宋学这样的传统术语中保留着历史的信息，尤其是为了理解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不唯如此，建构“现代的”中国学术即便是既不可避免，又理所应当呈以整体性的西学化转型，但承续与更化传统中国学术仍然是其中应有之义，而且是现代“中国的”学术真正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因为普遍性（现代的）固然是学术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但独特性（中国的）却是学术获得意义的根本。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就历史的认知，还是就历史学的建构，宋学这样的传统学术观念既构成认知的对象，同时又成为认知的工具。就认知的对象而言，即上述宋学所涵盖的内容；就认知的工具而言，便涉及所谓的方法。
    以促成宋学完型的理学而论，当研究者以西方思想的架构来解读时，不仅理学的言说方式及其意蕴，比如解经释史，不可避免地遭到忽视，而且理学的结构与脉络也将被消解。即便是在文本的意义上也是如此，比如完整表达理学架构的《近思录》，理学研究者却很少能总体把握其体系。相反，如果研究者能够保留传统宋学的维度，那么整个的解读将会沿着更贴近历史对象的方式展开。换言之，当宋学作为一种认知维度引入时，它能够为认知历史本身打开有益而重要的视阈。
    如此说，并不足以反证西学语境下的宋学透视是不可取的，而只是欲以表明当以西学的架构来透视作为认知对象的宋学时，如何兼顾来自传统学术的认知维度。这样的学理，其实无甚高论，但是真正要成为研究中的自觉意识，却也并不容易，至于落到实际的研究中而能娴熟运用，则更显困难。唯此，前文才述及余英时的著作最初在大陆出版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典范作用，如果专就宋学的领域而言，他晚近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无疑更属于典范性的著作。(100)
    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唐中晚期至清前中期的长时段学术思想史领域中，研究内容已拓展得很宽，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当我们以宋学为题来讨论时，一方面无意于以宋学来界定这个广大的研究领域，或左右研究的进路，事实上如有这样的企图，不仅是狂妄的，而且也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也无必要去罗列与点评各种研究。我们真正意欲表达的是，如果说我们认为，在研究中尊重某种假说，并愿意以之作为研究的一种预设，加以证明或证伪，都是学术获得进步的某种有效方法。比如在唐宋以降的研究中，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型说被学者们广引为预设，又比如郝若贝在《中国750-1550年在人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中所提出的那些论点，(101)也已构成美国后辈学者研究的重要预设。那么，我们看到，清儒用来概括前代学术思想范式的宋学概念，经过现代学者的再引用与内涵延拓，同样应该并能够成为我们认知的前提预设，因为它不仅为我们标示出认知的范围，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认知维度。
    试以具体的研究加以说明。宋学的研究已不再泥囿于抽象的哲学分析，道学家也不再只是生活在形而上的世界里，从注经文本到道学话语，从政治文化到社会文化，每个分支都有拓展，但是这些研究极容易被分别归属于从经学史到哲学史、从政治史到社会史的学科壁垒中，而难以被统摄在对作为思想范式与文化形态的宋学的真正认知上。反过来，各有归属的这些研究其实也容易陷入有形无魂的困境。换言之，宋学作为一种统摄性的认知维度是有助于摆脱这种困境的。相对于这种从自身研究内容拓展而引起的宋学维度的消解，对于以精英为主的传统思想史构成另一种巨大挑战的，莫过于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102)虽然不能说在这一著作中，葛兆光试图用小传统来颠覆大传统，但他无疑是要极力彰显非精英思想来重构思想史。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以宋学而言，新的学术思想范式的形成本来就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的学术思想范式进而衍化为文化形态更是构成非精英思想的土壤，因此，彰显非精英的层面，在研究上，无论是侧重思想史而关注知识、信仰等等，还是侧重社会史而关注家族、仪式等等，作为思想范式与文化形态的宋学仍足以提供一种有益的认知进路和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