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在欧美学界对于当代史的研究中，早有“New Political History”（“新政治史”）的提法。2009年，由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和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五代至宋》(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907-127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上册出版，该册内容基本围绕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展开，其面世将有效促进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
    ②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0-13页。
    ③对此前辈学者早有阐述，参见陶晋生：《宋辽金元史新编》，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第5页；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53页。
    ④参见邓小南：《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窥：以中日韩学界对于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为例》，《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8-135页。
    ⑤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荣新江、邓小南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1页），从学理上对该假说作了深入梳理和细致分析；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辑，第125-171页）则从“史实”与“史观”两者着眼，从学界的现实状况出发，厘清了若干具有根本性质的重要概念。另可参见张国刚《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第5-8页）一文中有关唐宋变革问题的讨论。
    ⑥参见荣新江、邓小南主编：《唐研究》第11卷“唐宋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
    ⑦柳立言：《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唐研究》第11卷，第117-158页。
    ⑧戴建国：《试论〈天圣令〉的学术价值》，张伯元主编：《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163页。宋家钰：《明钞本北宋天圣令（附唐开元令）的重要学术价值》，《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前言”，第7-13页。黄正建：《关于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整理的若干问题》，《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第14-18页；《〈天圣令〉附〈唐令〉是开元二十五年令吗？》，《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90页。
    ⑨参见傅礼白：《宋朝的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文史哲》2004年第4期，第47-53页；朱瑞熙：《宋朝“敕命”的书行和书读》，《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第101-122页；黄宽重主编：《宋代的讯息传递与政令运行》专辑，《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2009年6月）；张祎：《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9年；杨芹：《宋代制书制度及其影响》，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2009年。
    ⑩这方面的相关讨论，具代表性的有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5-12页）、《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第90-103页）；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11卷，第73-94页）；甘怀真：《导论：重新思考东亚王权与世界观--以“天下”与“中国”为关键词》（《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第1-51页）；Morris Rossabi,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Naomi Standen,Unbounded Loyalty:Frontier Crossing in Liao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 Peter Bol,“Geography and Culture:The Middle-Period Discourse on the Zhong guo-the Central Country，”黄应贵主编：《空间与文化场域：空间之意象、实践与社会的生产》，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2009年，第61-105页。
    (11)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王瑞来：《宋代の皇帝権力と士大夫政治》，東京：汲古書院，2001年；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史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56-64页；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2001年第6期，第114-123页；曹家齐：《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69-89页。
    (12)参见赵世瑜、梁勇：《政治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赵世瑜教授访谈》，《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第109-116页。
    (13)参见侯旭东：《读汪桂海著〈汉代官文书制度〉》，《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第27-29页。
    (1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鹅湖寺和陆子寿》，四部丛刊本，第10页。
    (15)参见苏基朗：《五代的枢密院》，载氏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页；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宋史研究集刊》第2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