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朱瑞熙：《朱熹的服饰观》，《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文集--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6-402页。
    (63)王雪莉：《宋代服饰制度研究》，杭州：杭州出版社，2007年。
    (64)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1《故事》，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3页。
    (65)《旧唐书》卷45《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8页。
    (66)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20-323页。
    (67)参见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1999年第3期，第99-103页。
    (68)黄宽重：《宋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第240页。
    (69)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3-672页。
    (70)Robert 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December 1982,pp.365-442.
    (71)Robert Hymes （韩明士）,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72)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pp.210-211.
    (73)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p.175.
    (74)参见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75)谭其骧：《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76)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2-213页。
    (77)参见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78)刘浦江：《辽金史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自序”。李锡厚先生因对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界的“满蒙史研究”持批判态度，故对我的这一说法提出异议。（参见李锡厚：《临潢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6-318页，“后记”）我以为，日本学者满蒙史研究中的政治导向与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是两个问题，似不宜混为一谈。
    (79)对辽金史现状的估价是一个颇有分歧的问题，即便在辽金史学界内部也是如此。李锡厚先生在《一九八七年辽金西夏史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4期）中指出，“与中国古代史的其他领域中的研究状况相比”，辽金史“至今还只能算是‘发展中的’”。这一评价招致辽金史学会部分会员的激烈批评，据说当时“许多会员来信对这种武断式的结论表示异议”（《会员对〈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的李锡厚〈一九八七年辽金西夏史研究概况〉一文的反映》，《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60页），可见双方分歧之大。
    (80)辽金史史料之单薄，除了历代亡佚的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辽金两朝的著述本来就为数不多。以辽朝为例，据台湾学者李家祺先生统计，自清初至民初，各家补《辽史》艺文志者共计11种，所收书目累计为414种，除去各家的重复，再剔除不应入《辽史·艺文志》而阑入者101种，剩下的真正属于辽朝的著作仅61种而已。参见李家祺：《各家补辽艺文志研究》，《幼狮》（台北）第32卷第4期，1970年10月，第34-38页。
    (81)其实辽金史学界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学术传统，如金毓黻先生的《渤海国志长编》、陈述先生的《全辽文》都堪称穷尽史料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