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详见柳立言：《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1(2010)，待刊。
    (27)福澤與九郎：《宋代郷曲（郷人）義田莊小考》，《史學研究》62(1956)，第41-51頁。他研究绍兴府、庆元府（明州）和建康府三处乡曲义田的时代背景、成立时间、目的与内容（包括救济的对象、“义”的性质、规模、所有权、管理），特别指出明州乡曲义田的阶级性，即限于士人阶级，绝非一般乡人。
    (28)有两个说法，一是淳熙年间，一是绍熙元年，前者应是酝酿的时间，后者是正式成立的时间，见福澤與九郎：《宋代郷曲（郷人）義田莊小考》，《史學研究》62(1956)，第42-43頁。
    (29)这点是可疑的，学人混家为族，遂以为家人的交恶影响到族人的合作，其实，高氏与楼氏和袁氏既交恶又合作，详见柳立言：《科举、人际网络与家族兴衰：以宋代明州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1(2010)，待刊。李家豪亦曾质疑，见其《没落或再生：论元代四明地区的士人与家族》，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第37-38页注129。
    (30)王德毅：《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0年，第100页。又见福澤與九郎：《宋代郷曲（郷人）義田莊小考》，《史學研究》62(1956)，第45頁。
    (31)洪丽珠：《三年囹圄空--元代的县尉与巡检》，待刊。郑丞良：《“作新士习之机”：试论宋元之际四明士人风气与九先生祠的设置》，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册，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等，2008年，第205-232页。
    (32)王应麟：《义田庄先贤祠记》，收入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4，第5731-5732页。
    (33)薛基：《重建义田庄记》，收入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4，第5732页。
    (34)周扬波：《宋代科举会社》，《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00-103页。较早提到的，见梁庚尧：《南宋城居官户与士人的经济来源》，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台北：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第133-188页。
    (35)薛基：《重建义田庄记》，收入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4，第5732-5733页。
    (36)汪藻：《浮溪集》卷19，《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50页。
    (37)郑铭德：《宋代贫富相资的理想与实现之一面》，《传承与创新：九至十四世纪中国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台北：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8年8月，第523-535页。
    (38)陆敏珍在《城市功能设施的完善》一节讨论了“医药局的设立”、“慈善机构的设立及其管理”和“地方官学的兴起”三项，目前只看到汪家和史家在兴建官学一项曾“劝激士类，鸠材效功”。（《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9-275页）
    (39)包伟民：《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大陆杂志》第94卷第5期(1997)，第31-39页。
    (40)苗书梅：《朝见与朝辞--宋朝知州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方式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112-119页。
    (41)对此事的论述，万安玲与包伟民最为公允，万安玲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指出化湖为田与楼家财富增加和交结权势之家的关系。包伟民指出湖田的收入“专供应奉之需”，而黄宽重(2006)则认为是“专用于接待高丽使者”，可减轻民户负担，待外交断线后，收入归于朝廷，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个人以为包文较为合情合理，湖田收入主要是用于徽宗个人的挥霍，小部分用于高丽外交。我们可以思考下列疑问：(1)黄文说湖田共有720顷，岁得谷36000石，但究竟有多少是用于高丽外交的？(2)假如楼异是向徽宗建议，将湖田的收入专用于高丽外交，相信绝对不可能打动帝心，不顾避籍，改派他到家乡出任知州。(3)楼异加官晋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应奉有劳”，何谓“应奉”？徽宗先设应奉局，总领花石纲，后设应奉司，也是为了搜括天下珍奇，故“应奉”就是“供应宫廷所需”的代名词。
    (42)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第120-121、126、133-134页。
    (43)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第156-164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1976年，第45页。这份奏疏对每亩产谷量的计算是可信的，当时平均一亩田产四石谷折合二石米，上田更超过三石米，见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第54-57页。圩田的纠纷，参见庄华峰、丁雨晴：《宋代长江下游圩田开发与水事纠纷》，《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第104-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