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上一代人对历史理解的一个最大不同处，在于他受到当时流行的生命哲学的影响，把历史理解为活的生命。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非常可怪之论。毕竟历史和史学还是有区别，并非所有人都把历史理解为纯粹“过去发生的事”，相当多的人认为历史应当包括现在和将来。李大钊史学思想值得注意的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强调历史“不但不怕改作和重作，并且还要吾人去改作、重作”(71)。
    改作和重作历史其实一直在发生，包括那些实证主义史学家其实也是在改作、重作历史。问题在于，后者认为改作和重作的理由是前人歪曲了历史，他们要拨乱反正。他们不把自己理解为在历史之内，而是把自己理解为在历史之外，就像一个科学家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外一样。而李大钊则把史学家看做是活在历史中的人，历史发展了，史学家的视野当然会随之改变。改作和重作不是因为前人不对，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后人的观念已与前人不一样了。“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72)李大钊当然承认有真实的事实和真理，但他认为那也只是相对的，“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73)。这个想法可说是石破天惊。在现代中国史学界，无论是实证主义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认为事实与真理是没商量的，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后现代史学正是为此而为多数中国史学家所不屑。可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却一直主张这样离经叛道的观点。
    其实这也应该是进化论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历史无穷尽，所以不断会有新史料、新史观出现，每一代史家都应该根据新史料、新史观，“匡其谬而足其阙。史演无已时，即史业无已时”(74)。照理说，这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经典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同质量化时间观，“时间是绝对的、实在的、普遍存在的实体”(75)。故而在时间中发生的事实和真理都是绝对的。致力于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西方现代哲学对时间的思考使得西方人基本摆脱了这种建立在古典力学基础上的时间观，但它却对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李大钊并未质疑这种时间观，只不过唯物史观让他从社会和文化上来理解时间和历史，即时间和历史无非是人类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演历。“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76)正因为如此，作为人类生活的时间，就不是纯粹同质的流逝，而是文化(人类生活)的更新。“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个的，不容片片段段的割裂。”(77)所以，过去并未一劳永逸地过去，而是活在今天，不断为后人重塑。李大钊比较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区分“实在的事实”和“历史的事实”。前者是不可复返的，而后者却是不断更新的。因为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78)。
    这里，李大钊已经摆脱了流行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的实证主义哲学，而以释义学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事实了。解喻并非是对事实的主观虚构或编造，而是“对于事实的知识”(79)。李大钊主张历史的事实是解喻中的事实，并非如当代西方释义学者那样，出于反实在论形而上学的立场，认为不存在纯粹的事实，事实总是已经经过了一定的解释；而是从进化论的进步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知识是不断进步的，解喻就是要肯定知识增长无已时：“知识是天天增长的，天天扩大的，所以解喻是天天变动的。……可以增长扩大的，不是过去的本身，乃是吾人关于过去的知识。”(80)事实与真理的相对性，只是就此而言的。“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去年的真理，到了今年，便不是真理了；昨日的真理，到了今日，又不成为真理了。”(81)这就是说，真理是临时性的，过了产生它的时代，便不是真理了。反对相对主义的人都会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相对主义。
    但李大钊大概不会认为自己是相对主义者。因为按照他的进步主义立场，尽管任何真理都会过时，但相比以前的真理，它还是进步的，它更真理。但人们要问，凭什么说后来的解喻一定比以前的解喻更真理？答案只能是：后来的时代更进步，它们产生的史观和知识也就更进步，由此对历史事实的解喻也就更高明。这种答案其实是一种出于启蒙进步主义信念的逻辑推理，但此推理的前提却未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此外，如果活50岁和活100岁都改变不了人必有一死，我们能说活百岁者更不死吗？只有确定真理的超时间标准，才能判断知识或解喻的真理程度。黄金时代在未来与黄金时代在过去同样都是一种信念的陈述，而不是事实与真理。李大钊的事实与真理的相对论显然与他的进步主义是不相容的。但“意识形态的一个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藐视逻辑，因此能将不一致的，甚至互相冲突的理念结合在一起”(82)。
    中国人之所以对现代性意识形态心悦诚服，实拜史学之赐。“19世纪时，历史依据一个出自牛顿科学的新的时间概念而现代化了。西方历史学者认为时间具有共通适用性，而且是演化进展的，于是将每个时期的民族、组织和制度按时间排列，给每个民族和各个时代贴上发展程度的标签。”(83)“历史研究于是变成寻找人类发展的法则。”(84)对此我们照单全收，因为我们觉得只有这样，史学才能是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西方现代史学是信仰进步的启蒙思想的产物(85)，力图按照现代西方史学来塑造自己的中国现代史学，因为又得到其社会进化论教条的强化，更是进步信仰的大力鼓吹者。在人文学科中，史学打着用事实说话，无征不信的科学旗号，成为在中国建立现代性信仰的头号功臣，几乎无人敢撄其锋。史学在现代中国历次思想争论中都处于中心的位置，便是一个证明。“即使大多数历史学者不再像黑格尔或马克思那样讲述完整统一的历史，但是历史作为一个学科，是靠着人们相信专业历史学者在写那完整历史中的各个片断。能把故事说对了，就有助于推动现代化(以及进步)的进程。”(86)这是三位美国史学家对西方现代史学的描述，移到中国，不也虽不中，亦不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