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对中国旧史学有四个批评，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48)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对旧史学的指责与此差相仿佛：“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此辈史家把所有表现于历史中特权阶级的全名表，都置于超自然的权力保护之下。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变，无论是焚杀，是淫掠，是奸谋，是篡窃，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49)不同的是，在梁启超眼里，泰西史学全无中国旧史学的毛病；而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的史学才是新史学、现代史学，之前的西方史学也是旧史学。直到今天，中国史学对现代史学的理解仍然基本不出泰西史学或唯物史学的范围。
    李大钊对于唯物史观最独特的理解，便是将唯物史观解释为为人生的。所谓“为人生的”，其实就是能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意思。史学对于李大钊来说是科学，但是能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唯物史观的价值就在于能促使人民起来“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50)。这当然是对唯物史观的李氏新解，但也还是沿用近代以来许多史家以史学促进化(现代性)之故技。
    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山，大都信奉过社会进化论，也大都要用史学来推动现代社会的建立。章太炎“尊史”是为了激励种姓，鼓吹反满民族革命。而他化经为史，则是要将传统去神圣化，以除去建立现代性的障碍。此种思路，亦为后来的史家承袭。(51)顾颉刚就直白承认，他的《古史辨》工作“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52)。这其实是启蒙思想家的故智，启蒙思想家当年就是从“古史辨”开始，通过揭露教会人士对神话和历史的伪造来破坏传统的。(53)梁启超同样是根据现代性的需要来要求史学：“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54)近代的这种以史为用的风气，对李大钊有明显的影响。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家兴亡，民族消长，历史所告。”(55)而唯物史观在他看来，则更能帮助国人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李大钊对史观有非常自觉的意识，他在为北大史学系开设的《史学思想史》课写的讲义中，专门写过一篇《史观》。李大钊可说是主张为人生的历史的；而历史之所以对人生重要，是因为“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56)。史观亦有新旧之分，“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57)。前者是“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后者是“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58)为何后者就比前者高明？显然是因为后者有助于明乎社会进化之公理，从而使人能自觉创造自己的历史。
    然而，这种出于政治正确性的史观，并没有使李大钊完全变成一个教条主义者。相反，他并不认为社会进化是一个单向的线性过程，而是认为“社会进化，是循环的，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59)。不但如此，他对近代以来流行的启蒙的进步话语，也不以为然，说：“现在也有不如古来的，如艺术。”(60)古今都是相对的，古曾是当时之今，今也会成为将来之古。关键不是要以简单的方式来判断古今之优劣，而是要看到“由古而今，是一线串联的一个大生命”(61)。
    李大钊的思想并不始终如一，他有时也主张极端的社会进步论：
    我们立足演化论和进步论上，我们便会像马克思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我们知道，这种经济的历史观系进步的历史观，我们当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快快乐乐地去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不是在那背后的，是在前面迎着我们的。人类是有进步的，不是循环而无进步的。即就文艺论，也不是今下于古的。(62)
    这种极端的进步史观是出于史之用，而不是史之学的考虑。李大钊真正的思想，是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但有循环反复，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这样的话，就把历史的循环也考虑到了。
    这种历史乃螺旋上升或螺旋进步的想法，与启蒙的进步史观最大的不同在于各自的时间模式。启蒙进步史观的时间模式是单向线性的模式。李大钊对此种时间模式不以为然：“以此喻说明时的递嬗，亦不合理。”(63)他自己的螺旋进步观的时间模式是循环：“天运人生周行不息，盈虚消长，相反相成。逝者未逝，都已流入现今的中间，盈者未盈，正是生长未来的开始。”(64)不过这种时间模式并不影响历史是进步的结论。可从逻辑上说，这种时间模式与历史进步论是有矛盾的。进步必须要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而螺旋方向何在？没有方向，螺旋进步从何说起？而有目标与方向，就不成其为螺旋。李大钊对此矛盾，似乎从未措意。
    不过，李大钊将历史理解为古今一贯的一个大生命，“历史的范围不但包括过去，并且包有现在和将来”(65)。这种对历史的理解使得他不会赞同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只是研究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66)“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67)“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68)这种对历史的理解来自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批驳了《圣经》的历史叙述后，“历史就变成彻底人性的世俗的领域，是不受任何人控制的时间的无限延续”(69)。正因为如此，历史才不能只是政治史，而应包括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且，既然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70)李大钊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梁启超在清季已经由于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开始倡导用“群学公例”，用社会进化的观点来研究历史了。梁任公恐怕也会将历史理解为“社会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