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服食、医药等致长生之术活跃于宫廷的柳泌型
    《旧唐书·宪宗本纪下》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一月丁亥条：“以山人柳泌为台州刺史，为上于天台山采仙药故也。制下，谏官论之，不纳。”[4](卷15)据同书《李道古传》，“便佞巧宦”的李道古在出任鄂岳观察使期间，“以贪暴闻，惧终得罪”，乃因“宪宗季年颇信方士，锐于服食，诏天下搜访奇士”，“宰相皇甫镈方谀媚固宠”，遂与皇甫镈合谋，“荐山人柳泌以媚于上”[4](P3642)。柳泌入禁中，“自云能致灵药”，又说“天台山多灵草，群仙所会”，“愿为天台长吏，因以求之”，遂“徒步为台州刺史，仍赐金紫”。谏官论奏，谓“列圣亦有好方士者，亦与官号，未尝令赋政临民”。唐宪宗说：“烦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长年，臣子于君父何爱焉！”柳泌到天台，“驱役吏民于山谷间，声言采药”，一年后一无所得，“惧诈发获罪”，举家逃入山谷。后被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在皇甫镈与李道古的担保下，复“待诏翰林院”炼仙丹灵药。唐宪宗后服柳泌所制丹药后，“日益烦躁，喜怒不常”，遂遭宦官弑杀[4](P3742-3743)。唐穆宗即位后第六日，诏暴“山人柳泌”之罪，“付京兆府决杖处死”[4](1476)，自余方士，包括“自言有奇术、能变瓦砾为金”[4](P3743)的凤翔虢县人田佐元等，“皆流岭表”[6](P7778)。
    以柳泌为代表的方士型山人，唐宪宗前后皆不绝于朝廷。唐敬宗时的山人杜景先，唐宣宗时的罗浮山人轩辕集，均为这类方士中的鼎鼎有名者。前者不仅自称有道术，而且还请求到江南求访异人，竟访得自称寿数百岁的隐士周息元，并被召入京[4](P520、642)。方士型山人本与以长生为宗旨的道士有着共同的渊源，而炼仙丹、种灵草原本就是道士的专业，因而有的山人实为道士。柳泌的丹炉就设在长乐坊的“兴唐观”[6](卷240)。地方官府中也常见这类山人。如唐元和中，信州刺史李位“好黄老道，时修斋箓，与山人王恭合炼药物”[4](P4097-4098)。
    总之，方士型山人堪称职业化、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山人。他们之中或有医术，如柳泌就“少习医术”；或有幻术，如《太平广记》中的“张山人”就是一位“技术之士”[12](卷72)。当时，所谓技术就是方术、道术。据称，唐曹王贬衡州时，出猎围得群鹿十余头，“计必擒获”，却无故失之，张山人发现是“术者所隐”，遂施法术找到术者，得知“诸鹿所在”；或有星历巫卜之术，如《太平广记》所载双目已盲而“以手扪之，必知贵贱”的相骨山人[12](卷76)；“妙于三戒、尤精云气”的凤州东谷山人强绅[12](卷80)；“语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的范山人[12](卷213)；“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的祖山人[12](卷274)；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唐肃宗时，山人韩颖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其所上《大衍历》为朝廷所颁行，韩颖亦被任为太子宫门郎、直司天台[13](P880)，号称太白山人的孙思邈则是著名的医药学家[13](P1803)。
    “山人”本色--处山林之远
    唐朝时，“山人”开始大量出现于文献史籍，亦偶见于石刻，这种情况不见于前此时代，后世特别是明清时代山人辈出且极具社会影响，唐实开其先河[14]。山人群落的组成复杂、面貌多样，但首先是与朝廷之士相对的山林之士，也就是隐士。前引韩愈诗《赠卢仝》谓卢仝是真隐士。卢仝初隐少室山，号玉川子，后隐东都。“甘露之变”中，“仝偶与诸客会食(王)涯书馆中，因留宿”，被宦官当作王涯党羽一同逮捕。“吏卒掩捕”之际，卢仝自辩云：“我卢山人也，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人指责说：“既云山人，来宰相宅，容非罪乎？”卢仝遂被杀害[15](P267-269)。可知山人原应隐于山林，不宜总在山外，更不应游于权贵之门。山人既相对于朝廷之士，故未仕学子即处士亦可称山人。从白居易《凭李睦州访徐凝山人》诗中“解怜徐处士，唯有李郎中”[11](P1159)句，《赠韦处士》诗中“始觉韦山人，休粮散发好”[11](P1112)句，知山人、处士可以互代。故《文苑英华》“隐逸类”有“处士”、“山人”、“隐士”等小类，其中“山人”小类收诗五十四首，皆为唐人作品[5](P1159-1173)。山人既以山林为家，而天下名山僧道占尽，故山人常依托佛寺道观。刘长卿有《送杨三山人往天台寻智者禅师隐居》之诗，崔曙有《宿大通和尚塔敬赠如上人兼呈常、孙二山人》之诗，唐代著名诗僧皎然与山人酬唱的篇什极多。山人特别是其中的方士型山人与道士无多差别，就致长生、成神仙而言本属同行，故往往同隐一山，同居一观，共同修炼仙丹灵药。总之，山人身份具有明显的在野乃至方外性质。据《南史》载，齐太祖即位之初，欲见隐士明僧绍。当别人问及他将如何与天子相对时，明僧绍答以“当依戴公故事”，即“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16](卷50，《明僧绍传》。戴公即晋宋间著名隐士戴颙。据《宋书》本传，刘宋初年，衡阳王义季“亟从之(颙)游”，而“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17](卷93)。“野服”即对“朝服”而言，也就是普通百姓的服装。上引《南史》中，作者、唐人李延寿将《宋书》中的“野服”改为“山人之服”，可见唐代山人之服即为民服。《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六月条，称唐文宗召见李训，却恰遇李训服母丧，按规定不能入禁中，于是“乃使衣民服，号王山人”[6](卷245)，亦是唐代山人服即民服之证。前面提到李泌虽居高位，柄重权，却仍“称山人”，着山人服，即不穿官服。李泌后因遭权臣忌嫉而主动退隐衡山重过山人生活时，“诏赐隐士服”。这些都表明了山人的布衣身份亦即非官方性质。
    惟其如此，作为职业山人，出入权门心系魏阙是不符合其身份的，正像隐士的政治功能即在于远离政治以激清高、戒躁进一样，真正的山人是以淡泊名利或以一技之长获取社会地位的，即使“如苍生何”而不得已身在朝堂，也必须心在山林，以苍生为念。如李泌虽身在山林之远却心忧天下，位居权力中心却又能急流勇退；又如，阳城当官而不求升官发财，特别是率心直道为官、为免民赋而违法自囚，等等，俱见山人本色。热爱自己的医药之学不以之作为入仕敲门砖的太白山人孙思邈与虽入仕却仍从事所长天文律历工作(时称“伎术官”)[13](P1399)的山人韩颖，同样不脱山人本色。山人作为文士群落，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终南捷径型、隐居读书备举型，本来就是以入仕为最终目标的，其自称山人，是出于养望求名的策略；其被称为山人，则是仅就他们目前的“处士”状态而言，并含有对其清高脱俗的赞扬和期许。李渤和仲兄李涉曾“偕隐庐山”、嵩山，待价而沽。李渤后来仕途通坦，李涉却仍蹭蹬于山野，“拓落生计”，“妻又入道”，终于“罕交人事”，专心于诗文，自古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命运无意中成就了李涉的才名，号称“一时钦动”。他“尝过九江皖口”，遇劫盗，盗问何人，答以李山人。“豪首”亦即盗魁说：“若是，勿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欣然书曰：“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15](卷5)这个故事颇带虚构色彩，然以今准古，其中所反映的当时山人诗歌明星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应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