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革引起社会诸多方面转型
    人头税转变为土地税，实物之征和力役之征转变为白银货币税，表明古老的直接税开始转型。但转型的岂止是赋役制度本身，它还促使社会诸多方面转型。
    其一，国家政权超经济强制职能逐步消失。把百姓主体农民束缚于土地的超经济强制是封建制的本质特征。作为地主制经济的中国封建社会，超经济强制权力集中于国家手中。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天高皇帝远，它通过乡村里甲组织实现了对全民的超经济强制。其表现主要是：第一，不许百姓随意离开里甲外出。“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具在里甲”(《御制大诰续编·互知丁业》，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95页)。把百姓束缚于里甲，实质上是把劳动人手束缚于乡村土地。第二，不许百姓变更职业。《大明律》规定，“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若变乱版籍，依法定罪，这实质上是阻止百姓的主体农民离土弃农。第三，组织并强制无优免特权的普通百姓向国家纳税服役。摊丁入地折银征收的改革，以田亩作为征赋、征代役银的主要依据，对人手控制已无关紧要。里甲控制本里甲人口流动和职业变更的职能消失了。万历以后，各地里甲大多转变为以“缉捕奸盗”为主要职责的保甲。如万历时福建巡抚耿定向说：“我高皇定籍，十户为甲，甲有首……近因户籍棼散，里图错居，始通之为保甲。”(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一八《牧事末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1册)里甲转化为保甲，是国家超经济强制职能消失的体现。
    其二，社会资源配置的重大变化。首先是资本流向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商业资本的最终归途历来是买土地，所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赋役改革摊丁入地，不利于田多的地主，却有利于少田或无田的商人。“富商大贾……赀或累万计，而竟以无田幸免(徭役)”(万历《秀水县志》卷三“食货”，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时人抨击摊丁入地改革：“古人立法厚本抑末，今人立法厚末抑本。”(何瑭：《均徭私议》，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一四四)“务本者孑立之身并应租庸，逐末者千金之子不占一役”(《明穆宗实录》卷四六，隆庆四年六月壬寅，第1146～1147页)。土地要纳税、承担代役银，商人遂不再买田了。“顾视以为陷阱，是以富者缩资以趋末”(《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五，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戌，第8803页)。缩资趋末，正是改革阻断了商业资本回流于土地的真实写照!资本不回流到土地，自然就向城镇工商业集中。这是资本配置的变化。
    其三，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变化。明制，里甲均徭都是十年一轮役。换言之，改革前全国约20％的劳动力终年服役，绝大多数从事非生产性的徭役。改革使大批劳动力人手从非生产性徭役劳作中解脱出来，转向生产劳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同时，里甲不再负有监控人口转移的职责，也有利于人口非农转移。嘉靖时松江华亭人何良俊说：“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三《史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1～112页)这些“去农”的百姓，或从人多地少处流向人少地多处。如江西人口流向荆襄。明人丘濬说：“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丘濬：《江右之民迁荆湖议》，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七二)据林金树同志研究，晚明农村人口流动有两大趋势，一是由农村向城镇流动，加速“城市化”进程；二是“就地‘迁业’，发展商品生产”。他还比较研究了不同地区人口的不同流向，其中“三西”即江西、山西、陕西人口迁徙有逐末经商者，有从事百工技艺如开矿、煮盐、当陶工者，还有沦为“流民”与盗贼者[参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4页]。总之，非农人口大量出现不能不说是与赋役制度改革有关。
    其四，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诱发商业革命。如上所述，改革使资本向城镇集中，因而产生一批富商大贾。群体性经商成风，因而出现了徽商、晋商、闽商、粤商、江右商、洞庭商、山东商、龙游商等资本雄厚的商帮。他们从事棉、丝品和盐等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在国内形成了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中下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参见唐文基主编《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如吴承明先生断言，“我国国内市场也从这时(按指明后期)起，有了真正的扩大”(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国内市场的扩大，就是商业的扩张。马克思把“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视作世界范围的“商业革命”(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页)。其时中国发生商业革命除体现于国内市场扩大之外，还表现在中国商人已步入世界市场。从隆庆到明末，海禁局部开放，外商纷纷来华贸易，闽商、粤商等也有不少人远涉重洋，开拓海外市场，出现了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海商。海外贸易还导致大量白银内流。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晚明中国商品开洋而去，白银大量涌入，通过丝银外贸结构，完成了与世界的链接”(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230页)。中国成了当时世界范围的商业革命的重要环节。
    当然，明代赋役改革对社会转型作用的估计不应夸大。财政制度包括收入与支出两大部分。明朝财政支出以军费和权贵消费为大宗，基本上无生产性支出。财政收入办法虽有所改革，但就支出而言，除黄河、运河的整治和江南地区水利兴修之外，大量支出是以军事开支和权贵的耗费性消费为主，整个财政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有限。明代赋役制度改革仅仅作为收入办法的改革，固然在封建经济体制中冲开了缺口，导致社会某些方面的转型，但也仅是缺口而已。况且，明末“三饷加派”又使一切改革成果荡然无存。但是历史总是要发展的。清前期，明王朝的后续者延续了这一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