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代是公认的古代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关键时期。夏商周三代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与初步发展的时期。从相关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当时如何通过共处建构的道路来使早期国家得以形成与发展。关于这条构建之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关键之处。
    首先，依靠固有的血缘亲情，加强氏族、部落间的亲密联合。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尧典》篇曾经这样追忆尧做部落联盟首领时的情况：
    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这里是说尧能够恭谨谦让地厚待族人，所以其光辉能够普照四方。尧还能够感召天地神灵，发扬其美好德操，以此使九族都能够亲和融洽，并且在九族亲和融洽的基础上辨明百姓的职守，进而协调万邦的关系。这里排列了九族-百姓-万邦三个层次的社会组织。九、百、万，皆言其众多，未必为实指。“九族”当指尧为首的核心氏族部落，在早期国家构建的时候，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舜和大禹的时期依然强调要“惇叙九族。庶明励翼”，⑤所谓“百姓”，当指加入部落联盟并担负一定职务的众多族长。《诗经·天保》：“群黎百姓，遍为尔德。”毛传谓：“百姓，百官族姓也。”这解释是很对的。后世常以世庶民众来理解百姓之意，但在讲述上古史事时也会露出其本来的意义。如《礼记·缁衣》载孔子语“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伪古文《尚书·汤诰》篇述夏末事谓“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就是例证。要之，如果我们把《尚书·尧典》篇所写尧通过自己的卓越德操(而非暴力镇压)来影响和固结九族、百姓及万邦，理解为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可能是接近历史实际的。
    古代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形成的阶段，“礼”之作用尤巨，其本质在于它是氏族、部落内部和相互间的关系准则。相传鲁哀公曾经向孔子请教古代“大礼”的问题，孔子回答说：
    丘闻之也：“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算，备其鼎俎，设其豕腊，脩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则安其居处，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⑥
    按照孔子所说，自生民以来，礼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除饮食、祭祀、婚姻诸事以外，礼还可以“序宗族”，是宗族间的黏合剂与关系准则。古代中国多言礼而少言律、法，在许多情况下以礼代法，或者是礼法连称并举，这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显著特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氏族、部落而言，“礼”(而不是法)为它所生，为它所需。早期的礼贯穿氏族、部落血缘关系的亲情。或谓这只不过是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其实，它何止是一层面纱，礼实际上是支撑古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支柱之一，是当时社会中人们思想的一个灵魂，礼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虽然没有采用暴力镇压的手段，但它“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⑦的作用却是暴力镇压的手段所达不到的。古代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形成的历史上，礼是管理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
    其次，在处理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的外部关系时，虽然也有战争与杀戮，但那并不是主要的手段，主要的手段是联盟与联合。黄帝时期曾经有炎黄部落与蚩尤部落的战争，结果“执蚩尤，杀之于中冀”。⑧不过像这样靠杀戮解决问题的事情并不多见，常见的情况则是通过战争，双方谅解，再结联盟。⑨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间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虽然曾三战于阪泉之野，但交战之后双方即相互交融，后世还多通婚姻。“巡守”是古代中国早期国家加强各族联系的主要手段。相传黄帝曾经“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在这样广大的范围里面依靠联合，而不是征伐，使得“万国和”。⑩舜的时候将巡狩制度化，据《尚书·尧典》所说是“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舜五年巡守一次，各部落酋长首领在两次巡守期间要朝见舜。相传，先商时期“成汤东巡，有莘爰极”，(11)利用巡守，与有莘氏结为婚姻，促成商族与有莘氏两大势力的联合。这都反映了各族联系通过这种和平共处的方式而得以加强。
    第三，国家的功能无外乎镇压与管理两项。但并非国家一开始出现，这两项功能就平分秋色、不分主次。就古代中国早期国家的情况而言，其管理功能应当远远大于镇压功能。古代中国，从阶级萌芽到阶级形成再到早期国家出现，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段。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形成并非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12)而首先是由社会管理的需要而促成的。大禹治水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早期国家管理功能的典型体现。大禹治水，在治理水患的时候，充分联合各部落的力量“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13)大禹治水充分利用早期国家的管理功能，并且随着治水的极大成功，又促进早期国家的发展，形成“九州攸同”、“四海会同”(14)的局面。这里所说的“诸侯”、“国”应当就是部落或部落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