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部落联盟领导权的禅让制是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构建的重要标识。关于尧、舜、禹之间的领导权的传递，《尚书》所载言之凿凿，无隙质疑。(15)其所说尧传位于舜的情况，最为典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16)
    这里涉及尧年老时召集“四岳”(即四方部落之长)商议选接班继承人的问题。尧本来要传位“四岳”中人，但被推辞，大家一致推荐舜，详细介绍舜的情况。其父目盲而糊涂，其母谈吐荒谬，其弟名象者则傲慢无礼，就是这样的家庭舜却能够忍让相处，还恪尽孝道，感化邪恶之人。尧又亲自用各种方式检查舜的品行和能力，经过三年之久的考验，才决定由舜继承“帝位”。这种禅让的方式，通过协商来完成，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并不起决定作用。要在这种方式里面找寻“专制”的萌芽，恐怕只能是南辕北辙。
    总之，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初步发展的阶段，(17)走的是一条各部落各氏族和平共处的道路。氏族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一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是这条道路的深厚社会基础。孔子曾经将古代理想的社会描绘成“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意即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整个中国团结得像一个人。他认为“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18)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构建过程中，无论是制度的创立，抑或是方式的选择，无不关注各个部落、氏族的情、义、利、患等问题。这种关注与社会实践，成为社会相对稳定的基石，也是那个时代的领导者(亦即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成功的标识。直到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成熟时，还能够看到这条发展道路的痕迹。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③参见易建平：《酋邦与专制政治》，《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从摩尔根到塞维斯：酋邦理论的创立》，《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④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2编第2章“易洛魁人的氏族”、第5章“易洛魁人的联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6、439页。
    ⑤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2《皋陶谟》，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7页。
    ⑥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1《哀公问于孔子》，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页。此段记载亦见于《礼记·哀公问》、《孔子家语·问礼》。
    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6页。
    ⑧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6《尝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33页。
    ⑨徐旭生曾指出主要的部落集团之间“和平相处为常态，战争状态却是暂时的”。(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
    ⑩《史记》卷1《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页。
    (11)洪兴祖：《楚辞补注》卷3《天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页。
    (12)以往研究中被指为古代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例证，有许多是靠不住的。例如，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所发现的以人头奠基，应当是氏族部落间猎头习俗的反映。再如殷墟所发现的人殉人祭，被杀者应当是战俘，而不是奴隶。古代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成熟阶段的夏商周时期，从未出现过大规模的被压迫阶级的起义与战争，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并未尖锐化。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秦以后的事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早期的发展主要是沿着和平共处的道路前进的。
    (13)《史记》卷2《夏本纪》，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