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3《禹贡》，第201页。
    (15)五帝时代“禅让”的史载还见于儒墨两家的著作，这虽然是儒墨两家为阐明自己的学说而附带言之，但其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庄子》、《吕氏春秋》等书亦载相关传闻。近年出土的战国竹简文字，也有相关材料。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篇载：“汤(唐)吴(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再如上博简《容成氏》篇认为禅让是古代普遍现象，并不止于五帝时代：“卢氏、赫疋(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戎(农)氏……之又(有)天下也，皆不受(授)亓(其)子而受(授)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这些都可以作为《尚书·尧典》篇所载禅让史事的旁证。战国时人也有反对此说者，谓并无禅让之事，有的只是“舜偪尧、禹偪舜”(《韩非子·说疑》)、“舜囚尧”(古本《竹书纪年》)。这种说法只是以春秋战国时习见的篡权夺位之事来猜想远古之事。两说相较，远不如儒墨两家之说能够取信。范文澜先生说：“《尧典》等篇，大概是周朝史官掇拾旧闻，组成有系统的记录，其中‘禅让’帝位的故事，在传子制实行已久的周朝，不容有人无端发出奇想，其为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大致可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3页)此说甚精到。
    (16)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尧典》，第28-34页。
    (17)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从萌芽、起源到完全成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大体说来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五帝时期是起源阶段，夏商时期是发展阶段，西周春秋时期是成熟阶段。
    (18)孙希旦：《礼记集解》卷21《礼运》，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