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先秦时期具体政治、军事制度的论著亦不在少数，但多属于断代研究性质，此将在下文补充叙述之。通论先秦军事制度的有陈恩林的《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及《中国春秋战国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经济史继续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然有关课题多集中在断代研究领域，此亦将在下文述及之。属于通论先秦经济史有关专题的，80年代前期有金景芳的《论井田制度》（齐鲁书社，1982年）和徐喜辰的《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讨论井田制的专著。除此之外，争论主要集中在商周时期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上，两种对立意见主要发表于《农业考古》杂志。近年来兴起的与经济史有关的课题是对早期城市的研究，杨宽、曲英杰、张鸿雁等人从事这项工作。较有影响的著作可举张鸿雁的《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 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和曲英杰的《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社会史的研究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具体研究范围包括家族、宗族、阶级、阶层等有关社会结构的内容，以及人口、居邑、婚姻、继承、丧葬、祭祀、饮食、服饰等有关社会生活的内容。所谓礼制方面的研究，亦可归入其中。这方面的著作数量颇多，举其要者，一是朱凤瀚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是书对商至春秋社会内各种类型的家族组织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对其演化规律与趋势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注意了古文献与古文字资料、田野考古资料的充分结合，同时注意了利用现代人类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来有关该项课题最有价值的著作。另一部是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是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首卷，涉及了夏商时代人们的生活环境、居宅、聚邑、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医疗、保健、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其中有的内容是过去从未涉及的，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属于本专题范围的还有杨希枚的《先秦文化史论集》（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李衡眉的《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及赵雁侠的《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尚有更多的属于断代研究性质的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将在下文述及之。
    作为传统课题的先秦民族史研究继续受到人们的青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首先应提到作为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该书由王锺翰主编，其中先秦民族史部分由陈连开执笔。作者在这部分内容中以较大篇幅论证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点以及华夷对立格局的形成。此外，综论先秦民族与民族关系的著作还有田继周的《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该书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释先秦时期某些重大民族问题上做出了努力，但在对具体史料的诠释上，似与某些以考证见长的传统民族史著作存有一定差距。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民族学者的类似论著中亦有体现。
    在先秦民族史这个课题下，实际上人们经常讨论的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分布、迁徙或与其他部族分合的情况，有关著作可举唐嘉弘的《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是夏、商、周三族的起源。目前学者对夏、商、周族的发祥地的认识分歧甚大。不少考古学者也参与了此问题的讨论，在其论著中大量引用考古资料，以图对此问题有所突破。代表性的著作如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不过，对于考古文化的分布是否可以完全与古代部族的分布“对上号”，学者间尚有不同认识。最近出版的李民、张国硕的《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则试图从总体上对三族起源进行综合考察，但其认豫陕晋相邻地区为探索三族起源重点区域的观点，仍有待进一步证明。
    近年来，有关华夏民族即汉族前身的形成问题亦日渐受到重视，已有多篇论文及民族史著作论及此题，遗憾的是尚无一部专门论述华夏民族形成的专著问世。相比之下，对于“华夏”以外诸少数部族分别进行考察的著作却不少见，如李白凤的《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3年）、逄振镐的《东夷古国史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9年）、段连勤的《北狄族与中山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陈国强等人的《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等。此问题又与近年兴起的古国史和地方文化史研究有关，详情将在下文继续论及。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学者的兴趣仍主要集中在先秦诸子的研究上面。由于近年提倡传统文化，这方面的研究热潮持续不断。就孔子研究来说，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孔子研究会、孔子基金会，定期发行全国性刊物《孔子研究》，各地方成立的孔子研究会（所）或儒学研究中心亦不在少数。各种层次的孔子或儒学讨论会经常举行，有关著作层出不穷。仅出版的孔子传记就有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张秉楠的《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等多部。有关孔学或孔子思想体系的专门著作及论文集更不胜枚举，甚至孔子弟子亦成为研究的对象，出版有《孔门弟子研究》（李启谦著，齐鲁书社，1987年）。这些著作多数给予孔子或孔学以较高评价，此现象似可看做是对“文革”期间“四人帮”大搞“批孔”的一种反动。其他诸子的研究虽不及孔子，但亦颇为可观，如孟子、荀子、老子、庄子、惠施、公孙龙子、孙子等，皆有对之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或论文集问世。如张恒寿的《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为作者数十年研究之心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独树一帜的是刘泽华的先秦政治思想研究。他在1984年发表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中，虽亦以诸子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却致力于发掘诸子思想与君主专制制度的联系，表现出作者对于君主专制主义所持的批判立场。
    由于“文革”前后的考古工作中发掘出大批战国、秦汉的简帛文字材料，促使先秦学术史的研究亦开展起来，这批简帛中多有人们熟习的古代典籍，如帛书《周易》、《老子》、竹书《晏子》、《孙子》、《尉缭子》、《文子》之类，亦有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竹书《孙膑兵法》之类，它们都给人们了解古代学术思想以新的启迪。除有许多专家致力于这类著作的整理之外，亦有以之为资料从事古代学术史的研究者，其著作可以李学勤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