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的历史研究要显得薄弱一些（战国诸子研究除外），其中春秋史的研究又不如战国。可以举出的少数几部春秋战国史的专著，一是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8年）。该书基本可以算作是一部考古学论著，主要内容是利用作者积累的考古材料对这一时期列国的文明发展逐一进行勾勒，但对历史研究仍具有重要价值。再则是缪文远的《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及《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1984年）。前者在明人董说《七国考》的基础上，爬梳钩稽，广搜资料，对原书作了精心考订和补充；后者则专门致力于《战国策》各篇年代及其中人物、史实的考订。如兰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黄中业《战国变法运动》（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则可归入春秋战国专题研究的范畴。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童书业的遗著《春秋左传研究》，虽题名为对《左传》一书的研究，实际考察的却主要是西周春秋时的史事，全书采取札记形式，当是作者长期对这一时期历史钻研的心得体会。
    应当说，本期春秋战国史的研究还是有所深化的，那就是这种研究主要采取了国别史和地方文化史研究的形式。实际上，先秦国别史或地区文化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如果把这部分研究算进去，春秋战国史的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当然，国别史或地方文化史的研究也包括对更早时期的古国与各地远古文化的追溯。
    （三）先秦古国史与地方文化史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方兴未艾。促使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升温的，首先要归因于各地方文物考古工作的新发现。许多属于古代非中原范畴的省区近年都有重大的考古发现。稍早一些时期的文化遗存如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周青铜器遗存；稍晚一些的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和秦公大墓等，它们都曾引起人们对研究地方文化或有关古国历史的极大兴趣。此外，这种研究似乎也与各地方对于自己经济文化发展的关注有关，因此，一些地方古国文化的研究开展得较早一些，取得的成绩也较大一些。如楚文化的研究，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开展得有声有色了。首先是湖北，其以《江汉论坛》杂志为阵地，系统刊发了多组楚史研究的文章，同时组织了多次包括历史、考古、文学等各学科在内的楚文化研讨会。接着湖南、河南、安徽的学者也加入楚史研究的行列，使楚文化的研究更显热烈。目前这几个地方已分别出版了多部楚史研究的论文集，同时还涌现了像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何浩的《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90年），刘彬徽的《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这类对楚史和楚文化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
    随之开展起来的，还有齐鲁文化、秦文化、晋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许多地方成立了相应的地方文化研究会，发行专刊，或在刊物上开辟专栏，同时出版了大量地方文化及古国史的著作，如齐鲁文化方面的《东夷文化史》（逄振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齐国史》（周阁森等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鲁国史》（郭克煜等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秦文化及秦史研究方面的《秦史稿》（林剑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集史》（马非百著，中华书局，1982年），晋文化方面的《晋国史稿》（李孟存、常金仓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燕赵文化方面的《燕史纪事编年会按》（陈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赵国历史文化论丛》（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吴越文化方面的《勾吴史集》（张永初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百越民族史》（陈国强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百越民族文化》（蒋炳剑等著，学林出版社，1988年），巴蜀文化方面的《古代的巴蜀》（童恩正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巴蜀史迹探索》（邓少琴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三星堆与巴蜀文化》（论文集，巴蜀书社，1993年），等等。一些著名学者早年所作的地方史论著，如王献唐的《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蒙文通的《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也得以印行。总之，这些年地方古国史与古文化的研究已蔚然成风，其成绩大大超过了以往各时期的总和，此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先秦史研究的深化。
    四 问题与展望
    20世纪的先秦史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进入21世纪时，我们却面临着更大的任务。仅就上面列举的一系列先秦史专题及断代研究的课题而言，就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在断代史方面，对于夏朝和夏文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夏代的文字至今尚未找到；连夏族的起源地和夏朝的起始年代，也还众说纷纭。当年王国维说：“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它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观堂集林》卷10：《殷周制度论》），可是今天许多人们却认为夏的活动中心自始至终都在豫西、晋南，此实可谓东西异辙。商史研究，虽然几十年来学者在甲骨学的许多具体领域内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成绩，可是正如学者早就指出的那样，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从历史学角度撰写的大型商史著作。西周史研究幸好有了最近出版的杨宽的《西周史》，但春秋史研究却还没有一部可以代替1949年前童书业《春秋史》的著述。最后，就整个先秦史而言，实在也应该有一部大型的通论先秦各个朝代历史的著作。闻学者中有人正在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期待着它的早日问世。专题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于某些重大理论问题存在意见分歧，但却找不到取得共识的方法。如有关中国文明产生的途径，许多论者总是首先把眼光放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或某些工艺技术的改进上，然而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却认为，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产生，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历史变化，通过技术进步而实现文明的突破只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模式，在中国，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上（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11-1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关于三代国家形态或国家政体，如前所述，也有多种不同看法，而最主要的两种认识，即所谓城邦制度论与所谓专制君主制两种说法，在目前看来似亦找不到协调的办法。再如商周社会性质问题，目前似乎少有人再坚持把商周社会说成是奴隶制社会了，然而这样的社会到底应称作什么社会？是否可以将其归为封建社会？前封建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或别的什么社会（如以前雷海宗所称的“部民社会”）？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思想文化史方面，有关孔孟和儒家思想的评价，更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并且看来在短时期内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还有夏商周的年历，虽说国家已将其作为重点课题研究并已取得一些突破，可涉足研究此项课题的人都很清楚，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其最重要的商周时代实际的历法、岁首问题，目前在学者中尚看不到取得一致意见的迹象。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对于商代前期和夏纪年的更进一步的仔细推算。此皆先秦史研究存在问题之荦荦大端者。若论具体历史问题，则每一专题下又都可以列举出若干项来。鉴于先秦史研究对于考古资料的依赖，而新的考古资料还会不断出土，它们都可能给今后的先秦史研究提出新的问题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是，先秦史有待解决的问题正无有穷尽。
    毫无疑问，进入21世纪的先秦史研究同样面临着思想理论与学风建设这个根本问题，只有在端正理论与搞好学风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新时期的研究任务以至迎接新情况的挑战。在这方面，以下几点值得特别重视：
    （一）要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许多问题上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学习，从而取得了先秦史研究在许多方面的新成绩。但这种理论上的突破应当说还只是刚刚起步，目前先秦史研究在思想理论上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克服“左”的僵化思想的束缚。前几年在一些人中间出现了所谓“史学危机”、“信仰危机”，这固然是由当时的社会大气候造成的，但也与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不深入、不生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教条主义的束缚有关，因为那些僵化的东西说服不了年轻人。实践证明，只有清除了教条主义与公式主义的灰尘，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分析历史、认识古代社会的有力的思想武器。近年来一些学者往往借鉴西方史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某些历史问题，这当然是有益的。但作为一种科学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也不可能被代替。事实上，某些西方史学（或人类学）的观点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正是因为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存有相通之处。例如国家形成的标志，许多西方学者实际也是从公共权力及地域组织的出现这两个基本点进行考虑的。关于家庭（或家族）的各种类型，现代人类学对之的区分颇细，但两种最基本的家族类型，即核心家族和伸展家族，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提到的现代个体家庭和家长制大家庭。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谈到母权制向现代个体家庭过渡的中间阶段产生的家长制大家庭时，特别强调了其中包含的家庭奴隶制内容，这一点对我们研究商周社会结构来说，无疑是应加以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