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先秦史研究中逐渐趋热的专题，还有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年代学的研究。由于我国自西周共和以前无确切的历史纪年，造成我国文明初期的历史若明若暗。长期以来，学者孜孜以求弄清楚共和以前的准确年代，其中西周各王的历年及周武王克商之年的判定又为众人注视的焦点。然而研究的结果却是学者间的各种认识更显分歧，仅武王克商之年就有数十种不同说法。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此问题的研究，近两次西周史学术讨论会皆将此列为重点讨论题目。有关西周年代学的论著不断问世，其中较有影响者有赵光贤的《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年10期）、《西周诸王年代考》（《先秦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等系列论文，何幼琦的《西周年代学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仲操的《西周年代》（文物出版社，1991年）。在推进西周及其以前的年代学的研究上，自然科学工作者张培瑜所作的《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受到国家科研领导机构的关注，为此专门将“夏商周断代工程”列入国家重大科研课题，组织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及自然科学界的专家联合攻关。这项课题围绕西周历法、西周铜器断代、商周之际年代的判定，夏商之际年代的判定对若干文献及甲骨材料记载的日食、月食发生日期的测定等具体问题全面展开，已取得若干突破，其成果即将公布。
    （二）在对先秦各时期的断代研究上，亦取得很大进展，并有不少成果问世。引人注目的夏史研究，实际是从“文革”后才真正展开的。它的发动主要来自考古界对夏文化的探索。虽然这种探索在“文革”前即已在豫西一带开始，但在学术界普遍引起重视并开展讨论却是在“文革”以后。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认定：分布在豫西晋南一带的、介于龙山文化与商代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二里头文化即包含了夏代的文化。但对于夏文化开始的时间及与二里头文化所包含的几个文化层的对应关系，以及夏代早期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域等问题，尚有不同意见。随着讨论的深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夏人早期活动的地域应分布在豫西晋南以外的地区。迄今为止，有关夏文化的讨论会已进行过多次，汇集人们对夏文化或夏史研究成果的论文集也有多部出版，如1985年由先秦史学会编辑的《夏史论丛》（齐鲁书社）、田昌五主编的《华夏文明》1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先秦史学会与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共同编辑的《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等。个人撰写的夏史著作则有孙淼的《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郑杰祥的《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目前，夏史研究似因考古资料的不足受到限制，人们期待着新的考古资料、尤其是夏代文字的出土而将夏史研究引向深入。
    商史研究因有较充足的田野考古资料和甲骨文资料显得更生动扎实一些。研究力量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为骨干，他们根据自己编辑《甲骨文合集》所掌握的资料，自80年代初以来即出版了《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及《甲骨文与殷商史》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86、1991年）共4部论文集。与此同时， 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如常玉芝的《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彭邦炯的《商史探微》（重庆人民出版社，1988年）、《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和杨升南的《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在他们之外，其他学者撰写的商史著作还有宋新潮利用田野考古资料撰写的《殷商区域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以及黄天树、方述鑫、彭裕商等人各自分别撰写的有关卜辞分期断代的著作。另有许多商史论文，则多散见于国内有关史学与文物考古的期刊以及有关的论文集中。特别是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古文字研究》和由安阳师专编辑出版的《殷都学刊》，更多地收辑了商史研究的文章。至于商史研究的具体内容，除了传统的商代王位继承制、商代都邑及其迁徙、商代社会生产者（即甲骨文中的“众人”）的身份等课题外，近来更集中在商代国家的政体或国家结构、商代的家族及宗族组织、商代的宗庙、祭祀制度等方面。这也是与上面提到的“文革”以后学者研究的新思路相一致的。由于70年代发现了殷墟小屯南地甲骨及殷墟妇好墓，极大地推动了甲骨分期断代的研究，有关著述亦大量涌现。此属于甲骨学的专门范畴，已有学者详论及此（见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1期）， 这里不再赘述。
    “文革”以后西周史的研究亦颇活跃。由于跳出了古史分期讨论的狭隘圈子，人们的眼界和思路更加开阔了；同时，近年来提倡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与周史研究的关系又更密切一些，这些都促进了周史研究的开展。到目前为止，仅全国性的西周史学术研讨会就已进行过三次，每次参加的人数都在百人以上，并且都编辑出版了西周史的论文集。从各地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情况看，有关西周史的研究文章也多于夏、商二代。西周时期专题研究的个人著作，除上面已经提到的朱凤瀚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赵伯雄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赵世超的《周代国野制度研究》外，还可以举出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钱宗范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钱杭的《周代宗法研究》（学林出版社，1990年）常金仓的《周代礼俗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吕文郁的《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葛志毅的《西周分封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汉平的《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张亚初、刘雨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李朝远的《西周土地关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衡眉的《西周昭穆制度研究》（齐鲁书社，1996年）、巴新生的《西周伦理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其覆盖面几达于所有专题研究的范围，其研究的深度和系统程度亦超过了前代学者。这些著作大多属于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显示了在周史研究领域中新一代研究者的成长。老一辈学者的著作，则有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该书分“宗周社会”与“宗周的礼乐文明”上下两卷，对西周社会的发展及其灿烂的礼乐文明进行了系统阐述，显示了作者长期研究的功底。
    本期西周史研究同样体现了与考古发掘的密切关系。“文革”后出版的专门针对出土文物、特别是出土金文资料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在少数。有的是作者长期研究的积累，如唐兰的《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载《古文字研究》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有的则是专就某项新出考古资料进行研究的成果，如徐锡台编著的《周原甲骨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年）、尹盛平的《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周原甲骨及微氏家族青铜器群都是“文革”后出土的与周史研究有重大关系的考古资料，它们极大地开拓了人们认识西周历史文化的视野。其它一些近年发现的西周文物考古资料，包括在陕西各地及在北京琉璃河，山西曲沃，河北元氏，河南平顶山、南阳、三门峡，山东曲阜、济阳、长清等地不断发掘出土的西周铜器墓葬及文化遗址，也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西周历史的认识，有关研究文章不断涌现。尤其是最近，旅居海外的著名古史专家杨宽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写成了长达60余万字的《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弥补了国内学者长期没有一部系统的西周史的空白。这部书包含了作者过去发表的《古史新探》及其它一些论著的内容，也包含了作者新近对于西周历史发展进程的系统考察，作为断代史，直可与其过去发表的《战国史》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