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确处理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个性之间的关系。从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日起，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主要强调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中一些人确实有忽略中国历史发展个性的倾向。过去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及古史分期讨论都有这种现象。今天进行这方面的反省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与我们今天强调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及强调认识中国的国情，包括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显然是不协调的。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个性两者间的关系。当前，在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中国国家结构、政治体制及整个先秦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上，都体现出处理好这两者间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既不否认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也反对抹煞中国历史发展的鲜明个性。
    （三）加强先秦史研究与社会的联系，加强对现实生活的投入。在这方面，先秦史研究过去的经历给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认为，历史研究对现实的干预，主要就是提供给人们认识社会深层次结构以理性的武器。当今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改革大潮，其中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很多都涉及传统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这些传统，自然有许多是要上溯到先秦时期的。通过对先秦政治经济结构的解剖，可以看到它们在以后的历史积淀。另一方面，先秦又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发轫的时期，对于先秦思想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当今社会的各种思潮，理解我们民族的心理和意识，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注意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扬弃某些民族文化中的糟粕。作为以先秦史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站在时代的前列，有意识地选择与现实关系密切的课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先秦史研究的繁荣，更好地实现史学工作者的价值。
    （四）辨证地认识史学研究与运用考古资料之间的关系。增强与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联系，多途径地搜集历史研究的素材和多角度地开展历史研究，这对于先秦史学界来说，应是早就形成的共识。特别是对考古资料的重视，在学者中更是蔚然成风。但现在仍有一些妨碍史学工作者对于考古资料进一步有效利用的因素。其主要问题似乎并不在于对考古资料的轻视，而在于对文献史料的轻视或缺乏钻研。一些人对于他们所碰到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看似相矛盾的地方，往往采取简单地否定文献记载的做法；或者为了“印证”某项考古资料，任凭主观意志，随意使用一些有问题的文献，而不愿对文献的真伪、时代进行认真考察，也不对记载有歧异的文献进行相互比较、对勘和慎重决定取舍。这种态度看似对考古资料重视，实则是对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都不负责任。过去，在一些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学者中存有研究古史到底应该以文献为主还是以出土实物资料为主的争论，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有片面之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的有机结合，要紧的是在“结合”二字上下功夫。这实际也牵涉先秦史学工作者的学风建设问题。
    此外，还有加强与海外先秦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利用自然科学成果和现代科技手段等问题，不拟细述了。目前的局面无疑有利于这些活动的开展。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又具有前所未有的外部研究环境，只要认真努力，勤于思考，把握方向，明确任务，是一定能够在新的世纪开创出先秦史研究的新局面的。
    因为材料不齐的缘故，本回顾未包括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的先秦史研究的成果，这方面的情况可参阅朱凤瀚、徐勇编著的《先秦史研究概要》一书有关章节（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