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这些改革始终围绕着一个主要内容，即调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对平民的控制，欺骗、利用平民来加强军事统治和掠夺。如齐管仲“参（三）其国而伍（五）其鄙”，“作内政而寄军令”〔6〕的“国”与“鄙”分治的办法，就是《周礼》所载西周乡遂制度的沿袭与扩充，西周把王城及四郊划分为“国”，其中四郊设“六乡”，国内的居民统称“国人”，又把四郊以外划分为“野”，野设“六遂”，“六遂”居民称“野人”。“国”、“野”居民都世守其业，不得迁移杂处。诸侯国如鲁即有“三乡三遂”〔7〕。齐之“国”、 “鄙”划分即相当于西周时的“国”、“野”划分或鲁之“三乡三遂”。可是管仲时，士、农、工、商“四民”已迁移杂处了，管仲加以整顿，恢复旧的统治秩序，同时扩充“国”中的军事编制，“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土乡十五”，并从“鄙”中选拔“秀民”为士，加强军事骨干力量。近人著作中有说管仲在“鄙”中选拔“秀民”为士，是“给少数庶人（按指奴隶）以上升的机会”。此说是以野鄙之民为“种族奴隶”这个前提立论的。据《周礼》所载，乡、遂之民有同有异，同者如：均按井田制授田，均有徒役义务与“三年大比”，“兴贤者，能者”之制〔8〕。于此可见，从鄙中选择“秀民”为士，并非管仲新创， 乃是旧传统的因袭。所异者如：“乡”之民户按宗族乡党编制，复有“五人为伍”的军旅组织，“遂”为邻里民户编制而无按人的军事组织，疑“乡”为与王室或公室有宗族血缘关系的甲士集居地，是常备兵，故有常设军旅组织，他们是“食田”而非“食力”的下层贵族或上层平民，而居“遂”的野鄙之民，则是自食其力的下层平民，因其只任临时征发的“徒兵”，故无常设军事组织，但他们确是有家室、私财、权利和义务的公民身份。至于种族奴隶论者所依据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性九宗”、“职官五正”，不但不是奴隶，且为所在诸侯国所倚重的贵族或国人，如“殷民六族”是由大宗族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去“法则周公”，“职事于鲁”的，并在鲁国设立了“亳社”，阳虎作乱时，“盟国人于亳社”〔9〕， 此“国人”无疑是“殷民六族”的苗裔。卫之“殷民七族”亦受到卫国统治者的垂青〔10〕，晋之“怀性九宗”、“职官五正”，更是势能立君“世为晋强家”的显贵〔11〕，即迁洛的殷顽，亦能“宅尔宅”，畋尔田”，且能“迪简在王庭”，“有服在大僚”〔12〕。据《周礼》所载，六遂之中有贵族的采地，居民成份当然是复杂的，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地把国野区分混为阶级分野，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惠公被秦国俘虏后，却乞“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立太子圉为君）’，众皆哭，晋于是作爰田”，古代注家对“爰田”有不同的解释，此处当是以君命把土地赏给国人，而作爰田的目的，即为了“作州兵”。“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使）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悦），晋于是乎作州兵”。“五党为州”，“州”是平民所居“乡”中的一级组织，作爰田接着作州兵，是为了缓和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扩充兵力。
    频繁的兼并战争与贵族之间的内讧，国人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促使他们贫困化和革命化，失去了土地，负了债，生活没有保障，常与奴隶联合举行暴动，杀国君、卿大夫，驱逐国君卿大夫的事，史不绝书，贵族们便常用小恩小惠对他们进行欺骗、利用。此类事不胜枚举，仅举几例。《左传》文公十四年载：齐公子商人为谋弑君篡立，“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继之”；《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结果弑昭公而立；《左传》成公十八年：“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为官，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所以复霸”。春秋时期，国人显得特别活跃，举足轻重，为诸侯卿大夫所特别重视，是因为它是奴隶制国家的武装力量，是奴隶主贵族阶级赖以维护统治的支柱。
    我们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改革的客观内容的初步考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封建政权建立之前，奴隶主贵族阶级政权所施行的改革措施，是在维护旧的基础、旧的统治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社会改良，这些改良在客观上不能不曲折地反映某些新的社会因素的存在，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这些因素的滋长，但从其主观愿望来说，与其说承认了它的存在，毋宁说企图扼杀它，把它引入旧轨道，纳入旧秩序，为维持旧政权服务，这才是改良的根本目的。
    二、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途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是通过什么途径完成的？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战国七国中，三晋田齐是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实现的，而楚秦燕则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完成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则在理论上和史实上均有值得商榷之处。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3〕。列宁说的“一切革命”，当然包括由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革命。事实上，秦楚燕的情况也不例外，秦国早在献公时即已通过武装斗争夺得了政权，并运用新政权进行了初步的改革，据《吕氏春秋·当赏》及《史记·秦本记》记载：公元前385年，秦国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武装夺权斗争， 那时做秦君的叫出子，是个小孩，由他母亲“小主夫人”依靠奄宦掌政，于是“群贤不说自匿，百姓兀怨非上”。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形势下，逃亡在魏国的公子连便乘机回秦，由边塞守将迎入，小主夫人大骇，派兵抗御，中途兵变迎来了公子连，包围了出子和小主夫人，小主夫人自杀，出子被杀，公子连做了秦君，是为献公。他一上台就废除奴隶制的殉葬制度（止从死），七年“初行为市”，承认私商的合法地位，十年“为户籍相伍”，用什伍编制个体小农，这些都是封建性质的改革。秦献公的改革实践就有力地证明了那次夺权的性质，由于秦献公运用新政权进行了初步改革，秦国开始强大起来。据《史记·楚世家》说：楚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献公，秦始复强”，可证秦之强大亦非自商鞅变法始。献公死后，他的儿子孝公继位，任用商鞅变法。非常明显，商鞅变法是秦国革命的继续，是在地主阶级新政权主持下施行的进一步改革。如果说是“自上”，那是地主阶级新政权之上，非奴隶主贵族阶级旧政权之上。燕楚的情况，留下的记载很少，仅散见于诸子之言论，但从留下的片段记载来看，楚燕的改革也是在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掌握了实权的前提下进行。如公元前318年， 燕王哙“禅让”相国子之这件事，纯是穿着古装扮演的一幕闹剧。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及《战国策》记载：“禅让”之前，子之已“贵重主断”，由于“夺褫之资在子之”，于是“诸侯之士徒皆私门之党了，“岩穴之士徒皆私门之舍人”了，当时的子之已成为燕国革命势力聚集的中心，形式上是子之之党劝说燕王哙把三百石以上官吏的任免权交给子之，实际上是用实力逼的。故韩非子说：燕王哙“夺于之子，而天下笔之”，原因就在于不知“人臣有五奸”〔15〕。正因为是“夺”的，不是“禅”的，故以太子平和将军市被为首发动了武装叛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经过一场剧烈的斗争才平定，这就完全撕掉了“禅让”的帐纱，现出了阶级斗争的真面貌。后来由于齐国的干涉，子之失败了，继位的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二十八年，燕国殷富”，与秦楚三晋合谋大败齐国。
    关于楚国的情况，留下的记载就更少了，然而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的性质却是比较清楚的，楚悼王的父亲声王是被“盗”杀掉了的〔16〕，由此可见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吴起鉴于楚国当时“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认为他们“上逼主而下虐民”是“贫国弱兵之道”，对此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其中除“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17〕之外，更“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剥夺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这些“贵人”“皆甚苦之”，悼王一死，他们就乘机反扑回来，发动叛乱，射死了吴起〔18〕。吴起单身由魏到楚，之所以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保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所有制，剥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如果没有革命势力的支持，如果没有掌握国家实权，仅凭悼王一人的信任，那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事情。列宁说：“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自由地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19〕。我们固然已无法了解楚悼王是如何从旧贵族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但他的客观实践告诉了我们：他和吴起一起是作为新兴势力的政治代表登上这个新的历史舞台的，吴起的改革是自新政权之“上”，而非旧政权之“上”。楚秦燕也好，三晋田齐也好，走的是同一条革命的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革命的普遍规律，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进行得彻底些，有的则颇不彻底。战国七国变法中，秦国商鞅变法是比较彻底、成效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