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中，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所谓“陈氏厚施”，这个问题是当时齐国贵族晏婴提出来的。这种现象不独齐国有，其他诸侯国也常出现，于是有人把它归结为春秋时期私家用减轻剥削的办法争取人民、战胜公室的普遍规律。但是我觉得：如果把陈氏那种小斗进、大斗出的办法解释为减轻劳动人民的剥削，那就会遇到一个不可索解的常识问题，即如果小斗进、大斗出是陈氏与一般劳动人民的经常的经济关系（据说：“陈氏世从其施”），那么他不但无可剥削，还老是赔本。人们自然会问：陈氏的粮食到底从何而来？春秋战国时期，象陈氏那样收买人心的办法，的确比较普遍，他们到底向谁厚施？收买什么人心？这倒是值得弄清楚的问题。我在前节已谈到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改良主要争取国人的支持，不论是公室还是私家，普遍使用小恩小惠欺骗、利用国人作为斗争的工具，这种斗争策略也被新兴势力所继承，用来壮大自己，分化、瓦解公室的武装力量。如晋国的封建化贵族把公室蚕食得“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20〕，鲁国以季氏为首的三家，最后干脆用“作中军”、“舍中军”的形式，把公室的武装力量（国人）给瓜分了〔21〕。楚国的白公胜也用“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纳）〔22〕的办法收买楚国国人。可见“厚施”并非出于什么善心，更不是什么减轻剥削的“仁政”，而仅仅是一种斗争的策略。这种策略所以为人们普遍采用，是由于当时国人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国人是公室武装力量的组成者，是国家政权的支柱；同时春秋战国时期国人的地位已极不稳定，日益分化、日益贫困化与革命化，所以常用施舍来收买国人，当私家富于公室时，这个武器就成为私家战胜公室的法宝。
    三、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与斗争
    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地主阶级在各国取得了统治权力之后，即正式进入了封建社会。当时代表地主阶级掌权的是由奴隶主贵族阶级旧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我们且称之为封建化贵族，如晋之韩、赵、魏，鲁之季氏、孟氏、叔孙氏，齐之诸田等，他们在推翻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统治和掌权后所作的某些社会改革方面都起了积极的、革命的作用，但他们有着先天的局限性，同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封建化贵族及其统治的特点，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这里试作初步探索。
    封建化贵族在经济政治上的特点是以食俸禄的官僚与食租税的封君相结合的体制，世代垄断了统治权，世代享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特权。墨子说：“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功）富贵面目美好者也”〔23〕，又说：“今王公大人之为政则反此，政以为便譬，宗於（族）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24〕。齐国的田襄子在控制了齐国政权之后，即“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25〕。又如“陈仲子，齐之世家也，兄（陈）戴盖（邑）禄万钟〔26〕，荀子说他们“先祖当（傥）贤，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27〕，足见战国时虽然废除了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可是由于“先祖当（傥）贤，子孙必显”，封建化贵族实际上世代当权，世代处于贵族特权地位。
    封建化贵族在经济剥削上的特点是以封建剥削为基础，同奴隶制残余相结合的方式。关于以封建剥削为基础这一点，文献记载较多、较明确，而奴隶制残余表现在什么地方？它如何与封建剥削相结合？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从战国时期封建化贵族剥削统治的特点来看，奴隶制残余的表现主要不在于生产或生活领域内使用多少奴婢方面，而在于他们把封建生产方式同奴隶制的某些剥削手段相结合无限制地榨取个体农民。奴隶制剥削方法的特点是：“在尽可能最短的期间内，尽可能从人身动产榨取最大量的努力”〔28〕。战国时期的封建化贵族不是把直接生产者直接转变为奴隶，而是利用封建的剥削形式，如“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使用奴隶制的剥削方法和手段，对封建个体农民进行苛征厚敛，尽可能从封建个体农民身上榨取最大量的劳动，使农民实际上处于奴隶般的困境，这种情况从当时反映地主阶级下层或小生产者上层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言论中，可以得到非常清楚的了解。如墨子说：“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收其常正（征），以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又说：“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荀子也指出：“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孟子看到当时的农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悲惨处境，不禁义愤填膺地指责当时“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上述这些当时的见证人所言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封建化贵族不是简单地利用奴隶制残余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而是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因此，农民阶级反奴隶制残余的斗争在客观内容上是与反封建结合在一起的。荀子说：“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馁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
    随着土地买卖和私营工商业高利贷的出现和发展，在封建化贵族之下，从社会基层分化出来了一个地主阶级的新阶层，这个阶层是在历史的前进运动中出现的，它同旧制度的联系较少，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发展都受到封建化贵族的限制和排挤。因此，随着他们的力量日益壮大，便日益滋长着对封建化贵族垄断经济政治特权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实行权利的再分配。当时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鉴于封建化贵族在经济上实行无限度地榨取，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地主经济凝滞不前，于是日益强烈地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等赋”、“尚贤”等有代表性的要求，打着“仁政”、“裕民”旗号，强烈要求改革的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即反映了这个新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特别是带有浓厚的托古色彩的孟轲的主张，不一定都适合客观实际，但他们对当时弊政的揭露、抨击是切中要害的，他们主张改革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趋势的。
    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东方六国贵族腐朽虚弱的本质暴露得越来越具体，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一些有远见、主张革新的政治家，不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对东方六国丧失了信心，而寄希望于方兴未艾的秦国。儒家大师荀子入秦，见到秦国的新气象赞不绝口，并认为秦国的胜利不是偶然的，“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他的学生法家李斯鉴于“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跑到秦国，帮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事业。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和秦王政的继续革新之后，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渐趋完备，地主阶级统治的基础比东方六国远为广阔，秦国的胜利真乃“非幸也，数（理）也”。
    以上提出的几个问题，无论在理论概括或对史料的解释方面，史学界都存在着较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分歧，为了求得教益，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