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外事、外战影响内政的思想
    《左传》中不但有内政决定外事和外战的思想言论，而且有比较丰富的外事、外战影响内政的认识。
    一是认识到无外患必有内忧。成公十六年，晋军进攻郑国，楚军来救。晋国的范文子主张退却，不与楚国的军队作战。他的看法是，我们的先君之所以积极地进行外战，是因为面临秦、狄、齐、楚四个强敌，如不努力争战，国家就会逐步衰弱。现在秦国、狄人和齐国都已被我们征服，只剩下一个楚国与我们为敌。他认为"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因此，他主张，"释楚以为外惧。"范文子的意见未被采纳，晋国战胜了楚国。成公十七年，范文子从战地鄢陵回家后，叫祝宗向神祈求让他早死，他说："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以上史料表明，范文子已经认识到内忧与外患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在一般情况下，有外敌可以促进国内的和睦，反之，就会使国内的矛盾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君主骄侈的情况下，如果外部不存在足以威胁这个国家生存的敌国，其国内必将发生祸乱。襄公二十七年，宋国的子罕又进一步阐述了外患可以促进国内的安定的道理，他说："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在子罕看来，外敌的威胁，可以使国内的统治者对下层慈惠，而下层和顺于上层，这样就实现了国家的安定。反之，如果没有外敌的威胁，上层统治者就会骄纵，这样就会出现内乱，从而导致国家的灭亡。范文子和子罕都意识到，国内外的政治矛盾是互相关连、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在外敌与本国相对峙而不能破灭这个国家的情况下，外敌的存在有利于国家的安定，是国家得以生存的外部条件。他们实际上已意识到，在一定情况下，相互对立的敌国的存在，是敌对着的各国得以生存的条件。
    3.关于处理对外关系的辩证性思想
    有关史料表明，《左传》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不但在直观上意识到了内政与外事和外战的辩证性联系，而且提出了自觉地运用这种关联去处理对外关系的具有理论色彩的辩证主张。
    一是主张在对外关系中要把威与德、刚与柔两种性质相反的方法和手段结合起来。文公七年，晋国的郤缺向赵宣子建议，以往卫国与晋国的关系不好，所以我们占了卫国的土地，现在与我国的关系和睦，可以把以前占了的土地还给卫国了。他认为，在对外关系中"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戎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从郤缺关于对外关系的威德并用的主张中可见，他所说的"威"，是指武力讨伐，而"德"是指给于实际的利益。宣公十二年，楚国进攻郑国，晋国派大军去救援，刚到黄河边，听说郑国已背叛了与晋国的盟约，与楚国达成和平协议。桓子建议等楚军回国后，我们再出兵攻郑。随武子同意桓子的建议，他认为："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正因为他看到楚国在对外关系中处置得当，其国内又治理得好，所以他同意先不与楚军争战。在这里，随武子把对外关系中的德刑并用的思想，运用于分析敌国的政治和军事状况，以此作为战与不战的客观根据。
    二是主张在对外关系中要把妥协和斗争两种性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结合起来。威与德并用主要是适用于大国和强国的情况，而妥协与斗争相结合，则是郑国的子产在昭公十六年时，针对小国和弱国的情况提出来的。晋国韩起的一对玉环，其缺失的一个在郑国的商人手里。他访问郑国时，要求郑国的君主把这个玉环赐给他。郑国的正卿子产不同意给他，说："非官府之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对子产说：韩起要的东西不多，晋国是不可背叛的，晋国和韩起都是不可以搪塞的。如果有谗人挑拨晋国来攻打我们，后悔都来不及。您怎么为爱惜一只玉环，而去惹起大国的憎恶，怎么不去把它找来送给韩起？子产说，我不想背叛晋国，愿意始终服从它，但不能对大国的任何要求都无原则地去予以满足。他认为："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一共一否，为罪滋大。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餍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在子产看来，小国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一方面不能不服从它，另一方面要敢于抗争、不能满足大国的一切要求。如果有求必应的话，就没有什么国家的独立地位可言了。
    子产在主张小国要敢于斗争的同时，还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运用辩证性的方法去说服对手。如上所述，子产一方面反对把玉环赐给韩起，另一方面又指出，要了玉环对韩起自己不利，即他可能会因贪婪而获罪。子产认为："若韩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贪淫至矣，独非罪乎？……韩子成贪，将焉用之？"后来，韩起向郑国的商人买到那只缺失的玉环，并按商人的要求将此事告诉子产。子产劝告韩起："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韩起接受了劝告，将玉环退回去了。并感谢子产这一使他免于获罪的劝告。子产的斗争和说服艺术的辩证性，就在于认识和运用了利与害的相互转化的规律，从对方的利益着想，而不是用己方的要求去说服对方，从而以友善的方式解决了与大国使者之间的矛盾。
    三是主张以主动的对外战争，来防止外敌的入侵。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弱国或处于困难情况下的大国，在对外关系中要有斗争性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公十六年，楚国发生饥荒，戎人侵袭它的西南部，已到达境内的阜山，驻军于大林，又进而攻击东南部，军队到达了阳丘，准备进攻訾枝。庸国人也率领蛮人背叛楚国。麇国人也聚集了军队，准备进攻楚国。在这种情况下，楚人商议迁到地形险要的阪高（可能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北二十里的长阪）去。蒍贾认为："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在蒍贾看来，当着面临外患的情况下，退让显得软弱可欺，以主动的进攻去打击准备进犯的敌人，反而可以转危为安。其思想的辩证性在于看到了在敌我双方的实力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方针，可以使对外关系中的政治和军事态势发生由弱至强的转变。历史的事实证明了蒍贾的认识是正确的。楚国出兵后15日，百濮人就放弃了进攻楚国的图谋。
    五、《左传》中政治辩证思想的来源和影响
    1.关于其思想的来源
    春秋时期，政治关系和政治斗争都相当复杂。《左传》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无疑是来源于当时的政治实践。进一步研究本文引述《左传》46条言论及其前后的有关叙述，可以发现《左传》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因素，都是立足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分析而提出来的，但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对前人思想的吸取、借鉴和对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左传》中具有政治辩证法思想因素的言论，其来源有些是单一的，有些是综合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源于历史上知名、佚名人物或有关史实。在46条引语中，有12条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其中，秦国的子桑关于防止矛盾的积累的言论，是来源于周武时的史佚，其余11条则用"吾闻"等词语，说明其言论来源于古人或史实。
    二是源于古籍。在46条引语中，有6条指明了这一点。其中，源于《诗经》的2条，源于《尚书》的3条，源于《周易》的1条。
    三是源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46条引语中，有24和引语的思想与此有关。其中，有2条是直接地对古人的政治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如臧文仲关于责己者兴， 责人者亡的思想，就是总结了禹、汤和桀、纣的经验教训。其余22条虽未明确指出这一点，但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是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子产关于失民则失国的思想就是如此，这从他预测陈国的存在不过十年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来。他作出这一预测的依据，必然包含着对历史情况的总结。
    2.关于其思想对春秋未及战国时期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影响
    如上述所见，《左传》中的政治辩证思想因素基本上是点滴和片断性、直观性东西。但是它为春秋和战国时期有关思想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影响和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老子》关于"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和祸与福互相转化，"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等等辩证法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老子》的上述论述明显地是由《左传》中有关思想因素发展而来的。
    二是为孔子及后儒关于治国、治民、治人者先治己，宽于待人、严于责己的思想，为孟子的民本主张和君民之间乐与忧的对应性思想，为儒家关于德治与刑治相结合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料。
    三是与孔子关于要防止祸起于"萧墙之内"的主张、孟子关于"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思想，与《尉＠子》关于兵胜于外，备主于内"的思想，与《吴子兵法》关于"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等等思想，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注释：
    ①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2版，第41、16页。
    ②吴枫主编《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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