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崇尚节义，反对庸庸碌碌
    所谓“崇尚节义”，这主要表现在赞扬公卿中忠贞尽职的官吏方面。范晔在《左周黄列传》中特别赞扬了左雄和黄琼二人。按左雄，安帝时为冀州刺史。州部多豪强大族，盛行请托之风，左雄闭门不与往来，并且检举和查办了二千石以上的贪官污吏。顺帝初年。征拜为议郎，当时一般大臣都怠于公事，朝政缺失甚多，左雄经常向皇帝上疏，指出朝政的缺失所在。尚书仆射虞诩曾向顺帝推荐左雄说：“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厄，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蹇蹇之节，周公谟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⑨后来，左雄被提拔为尚书，不久又提升为尚书令。
    左雄任尚书令后，首先上疏顺帝，主张改革选举制度。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治理得好，“莫大宁人，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⑩所谓“考黜”，即指选举问题。东汉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沿袭西汉，只是比西汉更加趋重考试，限制加严。贡举科目，除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诸科之外，东汉中兴之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等科。入仁的门路虽已广阔了许多，但想做官的人却更多，有些人因达不到目的，就怨恨，难以裁制。从此，弄虚作假的现象增多，请托之风盛行。自左雄任事，实行限年考试之法，以挽救其流弊。公元132年，左雄上言：“宜崇经术，缮修太学。”（11）顺帝从之。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指御史府），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12）顺帝亦从之，于是颁下郡国，收到了良好效果。范晔说：“自是牧守畏憟，不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13）后左雄又“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14）于是各地英才云集京师，负书来学。
    左雄对皇帝的行事，也敢于切谏。初，顺帝为济阴王，乳母宋娥与黄门孙呈等共议立为顺帝。事成之后，顺帝封宋娥为山阳君，邑五千户。左雄多次为此事上书切谏，说：“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诚不宜追录小恩，亏失大典。”（15）虽然顺帝不听，但左雄一直坚持劝谏。
    范晔对左雄改革选举，给予很高评价：“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又说：在左雄改革政策的影响下，顺帝“急登贤之举，虚降己之礼。于是处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车之招矣。乃至英能承风，俊义咸事。……东京之士，于兹盛焉。”（16）
        又黄琼，顺帝初年，因公车征，拜为议郎，稍迁尚书仆射。公元151年，迁司空。黄琼的特点，是不畏权势，敢于直言。《黄琼传》记载：当时桓帝欲褒崇大将军梁冀，大会公卿议论对梁冀的礼遇。公卿们都颂扬梁冀的功德，认为对他的礼遇应比照周公。独黄琼提出了异议。黄琼说：“昔周公辅成王，制礼作乐，化制太平，是以大启土宇，开地七百。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萧何识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倾危以兴国，皆益户增封，以显其功。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赏赐之差，同于霍光，使天下知赏必当功，爵不越德。”黄琼的建议，得到了桓帝的采纳。
    公元159年，梁冀被诛。黄琼为太尉，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 公元164年，病重，仍不忘劝谏桓帝，他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未有胜政。 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又黄门协邪，群辈相党。……陛下不加澄清，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并时显封，使朱紫共色，粉墨杂糅。”（17）这两段话都是直接批评桓帝，其辞深刻而尖锐，句句言之有据。指出桓帝一开始依靠外戚梁冀，扰乱朝纲；后来在梁冀被诛之后，又忠奸不分。把国家命运寄托于黄门。使朝中内外莫不愤慨和叹息。
    范晔对黄琼一生，给予了高度赞扬。范晔赞曰：“琼名夙知，累章国疵。”（18）这是说，黄琼早已闻名于世，多次上书指出朝政缺失之所在。这个赞语，充分肯定了黄琼是一位忠贞尽职、有远见卓识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
    所谓“反对庸庸碌碌”，这主要表现在对公卿大臣中唯唯诺诺的达官贵人采取讥讽态度方面。范晔在《邓张徐张胡列传》中，特别讥讽了邓彪、胡广二人。邓彪，公元89年为太傅，录尚书事。当时外戚窦宪兄弟专权跋扈，朝廷多有谏诤，而邓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可见邓彪官位虽高，实际上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者。最典型的是胡广。范晔记载：胡广“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指安、顺、冲、质、桓、灵），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19）可见此人一生官运亨通。胡广到底有何本事，使他如此青云直上？范晔说：他“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窨直之风，屡有补缺之益。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按胡广，字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20）可见此人是典型的庸庸碌碌者。从以上介绍，可知他做官的方法，是“温柔谨素，逊言恭色”。虽然说“达练事体，明解朝章”，但在权势面前，从不坚持自己的所是，反对自己的所非，顶多是不痛不痒地提提意见，这就是所谓“虽无窨直之风，屡有补缺之益”。胡广处事的典型事例是：“质帝崩，固为太尉，与广及司空赵戒议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长有德，恐为后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广、戒等慑惮不能与争。而固与杜乔坚守本议。”（21）事后，固与杜乔被害死，胡广等人得到封赏。通过此事例，也可了解胡广官运亨通的秘密所在。
    范晔对邓彪与胡广的评价是：“邓彪作傅，无咎无誉。”“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22）这个评价包含着讥讽，但很公正。
    从以上范晔对公卿大臣中不同类型人物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范晔所赞扬的都是当时有远见卓识、主张进步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他所讥讽的都是当时腐朽无能的达官贵人。范晔之所是与所非，从今天来看，都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