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吕祖谦以史家的眼光来评判《左传》。作为一代理学家，吕祖谦还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深深地渗透到《左传》研究中，他将《左传》研究哲学化、思辨化。在《左传》研究中他探讨三纲五常、天叙天秩、等级名分、天理良心、王道霸道以及气、礼、心等哲学、伦理、社会政治问题。他试图通过《左传》的分析进一步阐发其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对人生的理解，通过研究《左传》总结为君为臣之道，总结治国安邦之术以及为人处世的原则。
    在吕祖谦看来，"自古所建立国家维持天下大纲目不过数事，如三纲五常、天叙天秩之类，圣人作书亦如此。"①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者为天下之大机，此天机置之则不可见，动之则不可御，因此统治者要善于激发人们的天机来保卫治理国家。②他还认为"君民之间盖有不胶漆而自固者。"③因此在位者要善于利用这种"天然"的君民关系。吕祖谦还固守等级名分制度，对《左传》中所载师服的话："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之建国，诸候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吕祖谦非常的赞赏，他认为"此数句皆是《左传》中大纲目，学者惟经历久，看书多，然后深晓得。"④他还在《东莱博议·王赐虢公晋候玉马》中强调名分为天所寄，非君所有，国君必须固守名分，否则就会使国家造成混乱，儒者对于礼仪的毫厘尺寸之争，非迂也，势也。他的这些观点不少是迂腐、落后、保守的。他所谓的"天机"也即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伦理关系，其实不过是社会的现实的存在，他却认为是"发于天者"，是与生俱来的，这明显地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吕祖谦在分析研究《左传》时，对王、霸问题的讨论，对于统治者的权柄、用人以及君与民关系的论述，对于大臣进谏艺术的探寻等等都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对于一些做人原则、生活哲理的阐发更是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至今仍有借鉴之处。
    吕祖谦在研究《左传》时以许多的篇幅来探讨王业、霸业的问题，他欣赏王道，分辨王道与霸道的差异，同时对春秋霸业进行总结批评，从而提出自己的王道思想。他分析齐桓之所以缓于迁邢封卫，目的在于"坐养其乱"，他从"王者忧名，霸者喜名"立论，提出"王者恐天下之有乱，霸者恐天下之无乱。"创霸业的人不惜"长人之乱""张吾之惠"，甚至"以万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这样王霸之辨不言自明。⑤吕氏还通过桓文霸业的分析，探讨王霸之别，他说："始者葵丘之会，践土之盟，天下莫不从风而靡，至末年，齐一城鄫，而役人至于夜呼，诸候朝晋，而卫成至于不朝，又使孔达奸盟以伐郑，是知力之果不足恃也。大抵王霸之分，王以德，霸以力，以德为尚则始终如一，以力为尚，未有始盛而终不衰者。""以此信力之终不如德也。"⑥吕氏还深刻地揭示了霸者的虚伪、不信，他们的一切举动不过是走向霸业的铺路石。《左传》襄公七年记载，郑喜公将会诸候，在道中子驷使贼夜杀喜公，伪以虚疾赴诸侯，晋悼公当时方图霸业，对此却从而隐忍不问，针对悼公的这种行为，吕氏认为"以此见霸者本原不是处，大抵霸者本心，只在于强国，初无诚心为天下赏善罚恶，其所以赏有功，罚有罪，不过假此以济霸业耳。"⑦吕氏对霸者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尽管如此，吕祖谦对春秋霸业还能持比较客观的态度，他既看到春秋百余年间，霸者败王法，灭小国，日侵天子之权，挟诸侯以伐诸侯，其罪固多，又能看到霸者一时维持中夏，使诸侯有所畏惧，遵守王度，对天下安宁亦不为无助，他还从天下无霸，诸侯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反观霸者维持之功。虽一时上僭王法，然止霸者一国而已，天下诸侯不敢自肆，不至于战国之甚，霸者之功不可厚诬。"⑧对于坚守王道的吕祖谦能作出这样的评价已是难能可贵。吕祖谦分辨王霸也并非将二者截然分开，他说："自古论王皆曰王以德霸以力，德与力是王霸所由分处，然而霸亦尝假德而行，亦未尝专恃力而能霸者，如晋文公之霸，所谓出定襄王，入务利民，伐原以示之信，大搜以示之礼，皆是依傍德而行，惟文公以德辅力，故能一战而霸，到得平公以后，全无德，全恃力，不知霸虽是力，亦必假德方能立，以此知维持天下者，其可斯须去德邪。"⑨在吕祖谦看来，无论是王者、霸者都不能离开德，以德治国，这便是吕祖谦主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吕祖谦关于《左传》所载春秋霸业的论析，对我们认识春秋争霸的历史是有一定帮助的。
    吕祖谦研究《左传》还注意从《左传》中总结为君治国之道。他非常欣赏伍员对楚国病源的分析："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他说："大而天下，小而一国，必众人扶持而后得立，若各自彼此，无人任国事，何缘能立得，伍员之言甚的当。"他还说："大抵观一国之兴亡，有枢机关纽处，楚之所以亡，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其枢机关纽在此。"因而他奉告人君："楚国人臣虽多，却无人把国事为己事，最为国之巨患，人主所当深忧。"⑩吕祖谦还从匡王不能决左右之讼而下讼于晋，论断人君把持权柄的重要，他说："权在则昌，权去则亡。"他以商作为对比，说明纣虽无道已极，而犹能自操其柄，周匡则已早委其权，"是将偾之商，犹有起复之望，未坠之周已为既陨之时也"（11）他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朱字绿称之"奇确无比"。不过他的分析是从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的角度出发的。对此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
    吕祖谦还通过《左传》的分析，在许多地方讨论了人君如何用人以及人君应该如何对待将士、对待"小人"、如何避免"所养非所用"等问题，这些探讨都是很有意义的。吕祖谦非常强调人君用贤，他总结吴王僚被弑的教训说："大抵为国之根本，莫大于亲贤两字，有亲则可以藩屏王室，有贤则可以镇重朝廷，虽有奸贱，不敢觊觎。"（12）贤人总是与佞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吕氏重视用贤，自然也提倡远佞人。他从费无极祸楚国，几危楚之社稷总结教训："佞人须是屏绝之，不使一时在左右，才近他，虽自能执持，终必为他移夺而不自知，此孔子所以有言曰：远佞人，此古今之所深戒。"（13）吕祖谦还把"民心"作为国家的根本，他认为人君为治须重视民心，若民心已离"虽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他分析曹之所以轻易见灭于宋，是因为"当时曹伯与公孙强为政，以小国单弱之众，外则用兵于诸侯，内则兴土功，民心已离了。"（14）他对襄公十四年师旷与晋候关于"卫人出其君"的一段对话也非常重视，认为"师旷所对一段乃左传中一段大纲领。"（15）师旷在对晋侯中谴责了象卫献公这样荒淫的君主，认为如此困民之主"弗去何为"。吕氏对师旷的话的重视说明了他在对待国君态度上有时能做到比较的开明，也说明了他对民心的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