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前面从而个方面分析了吕祖谦的《左传》研究。但由于《东莱博议》、《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都是采用随事立义的方式进行论述。因而吕祖谦所论及的问题很多。诸如《左传》的鬼神观念，《左传》中的引诗、赋诗以及《左传》在写作上的一些特点等等，吕氏都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左传》的笔法、语言、结构等吕氏非常的推崇。如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为晋楚诸侯以弭兵，左氏书曰："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吕祖谦对左氏的书法极为赞赏，他说："左氏书得极好，最得法，观左氏书'以为名'三字，便见得向戌之弭兵，非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左氏前书弭兵以为名，既有以诛其心，于后则记其请邑之事，又有正其罪，左氏真有书法。"（27）对于哀公十一年《左传》所记"五日右师从之"，吕氏也认为"此记得极好，见得孟氏精神缓散处。"（28）对于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一段辞命，吕祖谦认为"后世檄书盖自此始。"说"此书大抵多是诬秦"，"已未有一分恩于人却言有十分，别人有十分恩于己，则作一分说过。"（29）吕氏还将文公十八年所载"公游于申池"与襄公十八年所载焚申池之竹木对照，认为"大凡左氏载事虽小小事皆前后相应。"在《看左氏规模》中，吕祖谦认为左氏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这些分析说明吕祖谦读书之细，于《左传》用力之。勤
    在《左氏传续说》中，吕祖谦还对《左传》朝祭、军旅、官制、地名、习俗等进行了考证诠释，简单明畅。在《东莱吕太史春秋左传类编》中吕祖谦"取左氏传文类而析之，分周、齐、晋、楚、吴越、夷狄、附庸、诸候制度、风俗、礼、民族、官制、财用、刑、兵制、地理、春秋前事、春秋始末、议论凡十九目。"（30）这实际上是《左传》内容的分类摘要，也可以说是对《左传》的改写。尽管其分类不是很科学，类目下的内容也不尽一致，如他把"陈五父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放在诸侯制度里，把"卫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放在风俗里，令人费解，但是吕祖谦的这种分类对于后人阅读研究《左传》提供了许多方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工具书检索的作用。比如在官制这一类，吕氏将每一种官名《左传》在哪里出现什么人担任都一一罗列，读者一查便一目了然。
    总之，吕祖谦对《左传》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对《左传》进行了仔细揣摩，确实有自己的体会。尤其是他的《左氏传说》对《左传》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许多是发人之所未发的，所以方孝岳先生在《左传通论》中认为我们阅读研究《左传》，《左氏传说》一书"断不可失"。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在宋时即为经生家揣摩之本，该书一经问世，辗转相抄，争相评点，广为流传于宋、元、明、清，历时八百年之久。清代的王船山还作《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可见其影响之大。现代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在回忆他早年读书的情况时也说："读完《诗经》，便读《左传》（《春秋经》不读》），同时兼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31）尽管《东莱博议》中的许多议论与《左传》的史实不尽相符，就是吕祖谦自己在后来也说："大率《博议》中议论自今日看来十全精确者大段有数，盖此书旧日一时间意思耳。"（32）该书的广为流传主要还是因为其文章的挥洒、漂亮，但是该书的流传对于《左传》的广泛传播不无影响。
    作为一代理学家，吕祖谦的主要成就并不在《左传》研究上，然而他的《左传》研究与宋代其它的《左传》研究者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在宋代，义理之学代替注疏之学，《左传》被普遍地受到排斥，被束之高阁。《宋史》本传曾载高宗与胡安国讲论《春秋》一事云：
    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废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
    当时"人人以臆见说《春秋》。恶旧说之害己也，则举三传义例而废之。又恶左氏所载证据分明，不能纵横颠倒，惟所欲言也，则并举《左传》事迹而废之，譬诸治狱，务毁案牍之文，灭证佐之口，则是非曲直乃可惟所断而莫之争也。"（33）在这种空疏玄想的学术气氛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学者进行《左传》研究。苏辙、陈傅良、吕祖谦、程公说等便是。苏辙有感于当时经传并荒，乃作《春秋集解》以矫之，"其说以左氏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谷啖赵诸家以足之，盖以左氏有国史之可据，而公谷以下则皆臆测者也。"陈傅良作《春秋后传》，解说《春秋》以公谷之说参之左氏，《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于臆说蜂起之日独能根据旧文研求圣人之微旨。魏了翁撰《春秋左传要义》"节录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次第"，"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名物度数之间则削繁举要，本末灿然。"程公说作《春秋分纪》专将《春秋左传》之事分类为表谱，"考核旧文，使本末源流，犁然具见。"（34）又章冲作《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开后人作《左传纪事本末》《左传事纬》之风，林尧叟作《春秋左传句解》笺释文句，虽无胜义，而浅显亦便于读者。（35）以上诸家或引《左传》以释经，或对《左传》事迹进行分类、考释，或承汉唐注疏之学于《左传》章句进行笺释。与他们不同，吕祖谦则着重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左传》，同时又立足于现实，抱着实用的目的。吕祖谦还将自己的理学思想、人生经历深深地渗透到《左传》研究中。他随事立义，但又避免了空谈。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云："祖谦邃于史事，知空谈不可以说经，故研究传文，穷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废传之高论，视孙复诸人，其学为有据多矣。"（36）吕祖谦《左传》研究在宋代卓然名家，就是对后代的《左传》研究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评论《左传》的方式一直为后人所沿用。明代钟惺的《左传国语文归》，清代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马骕的《左传事纬》、王源的《左传评》，刘培极、吴闿生的《左传文法读本》，林纾的《左传撷华》等等，直到现代的一些《左传》选本都是采用吕氏的这种标题选文、随文评论的方式。尤其钟惺对《左传》的一些评论与吕氏的评论如出一辙。他有许多观点就是直接沿袭吕氏的，有些甚至是抄袭吕氏的原句。如"虞公贪求玉剑"一段钟敬伯评曰：
    虞公以贪失国，虞叔以吝逐君，贪吝非二也，同出于嗜贷耳。使虞公思吾求剑之心，即虞叔守剑之心，奚其贪？使虞叔思吾守剑之心，即虞公求剑之心，奚其吝？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责，所以酿莫大之衅也。倘令求财者祛其厌，守财者释其固恤，而保身保家保国岂外是哉？（37）
    我们再看一下吕祖谦的评论：
    虞公以贪失国，虞叔以吝逐君，贪吝非二法也。名虽不一，而同出于嗜贷焉，使虞公思吾求剑之心，即虞叔守剑之心，必不至于贪矣，使虞叔思吾守剑之心，即虞公求剑之心，亦必不至于吝矣。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责，此其所以酿莫大之衅也。……（38）
    这里钟敬伯的评论明显地是抄袭吕氏的。至于《左传》历史人物如郑庄公等的评析沿用吕氏说法者更是不胜枚举。
    总之，吕祖谦之解释《左传》、评议《左传》、发挥《左传》，立意甚高，且文采斐然，影响后世甚广，对于《左传》之研究居功甚多。但建国以来却没有一篇关于这方面的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本文浅陋，仅作"补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