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在《左传》研究中讨论为君之道，也探求为臣之道。君与臣构成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集团，作为一国之君应该选用贤能的人辅助自己，而作为一国之执政大臣又该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圣明的君主下如何展示自己的才华，面对昏庸的君主又如何尽忠进谏，历史曾记下多少成功的经验和血的教训。吕祖谦研究《左传》正是带着现实的需要，一种历史责任感，去寻求这古老而新鲜的问题的答案。他痛恨执政大臣贪冒信谗，认为这是致亡之道。他斥责楚令尹子常在吴大军压境，国家危如累卵之时，尚嫉贤妒能，恐他人有功，不恤国家之安危，舍弃左司马戌之计谋，致使楚军一败再败，几灭楚国。通过对子常败乱楚国的分析，吕氏劝告世人，"大抵看古今乱亡之由，无不由立朝之臣，以私忌克，所以亡。"（16）吕氏在这里为我们从反面总结了为人臣者必须以国事为重，剔除私心，这种历史教训确实太多了。比如"晋室之乱，举六卿或胜或负，或存或亡，通是一个私意，为国尽皆私意，无一人为公，晋安得不亡。"（17）
    为人臣者不能全部从私心出发，要为国事着想，当君主的行为有不是之处，为人臣者必须抛开个人的利害得失对君主进行规劝、进谏。特别在以封建君主专制为政体的封建社会，国君的一言一行常常会影响着国计民生。而国君并非完人，他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作为执政大臣应该怎样进谏呢？吕祖谦在对《左传》历史事件的分析时就注意到进谏必须讲求一定的方式。比如晋惠公是一个忌刻狠鸷之人，庆郑不能和缓其辞以谏之，仿佛当面责他，这样就事与愿违了。（18）吕氏在论及鬻拳兵谏的时候提出导君使自从的进谏方式，他反对强君使必从。不同意鬻拳的兵谏。他说："人臣之忧，在于谏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从。"他设身处地地分析鬻拳的兵谏，认为"苟楚子不从，吾不知鬻拳将何术以继之乎。""使不幸为楚子所诛，则陷于逆乱，其心迹终无以自见于世矣。"（19）他的分析虽然也合于情理，但失之片面，要是昏君当道，也许进谏之术再善，也难使之听从，我们不能过分地相信劝说的作用。当然吕氏反对兵谏也因为兵谏是以下凌上，违背了等级名分制度。他在《左氏传续说》中评论鬻拳兵谏时就说："观其以兵谏楚子，便见鬻拳乃是朴直木强底人，忠于国家不知其他。只是不曾识得道理，左氏谓之爱君，此亦是左氏不明得大处。故杜氏之注云：明非臣法。此一句虽非是左氏本意，然杜预却以此一句救左氏之失处。"（20）这里就非常明显地表露出吕氏的观点。
    吕祖谦从《左传》中总结为君为臣之道，还通过《左传》的分析提出一些做人的原则。探讨人应该如何奋发向上，立志图强，居功持胜，不为外表形式所累，不随波逐流，不倚负权臣等等。对于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生活原则的揭示，说明了吕祖谦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
    比如《左传》定公九年记载："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卫候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乃过中牟。"吕祖谦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非常精妙。他说："以众寡强弱论之，晋车千乘，王车五百乘，晋之师倍卫之师，卫侯不度众弱，以一朝之忿，招危取败，何故晋人望而避之，不能与敌。缘他当时慨然发愤，立志得坚，虽晋甲兵之多，亦不能当，以此观之，人不可不立志。以卫之小慨然发愤，立志得坚，虽三军之众，尚自望而避之，更不敢与校。……"吕祖谦由此推知天下事"近而用兵，大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志在先，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21）尽管吕氏所谓的"志"有其特定的内涵，然而人应当"立志在先"却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今天我们也不能缺少。
    又比如吕氏从《左传》文公十一年所载，长狄屡犯中原屡遭失败，论析长狄恃形致祸，由此引发出他对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的看法："{K1C809.JPG}赢么麽，未必非福，魁梧壮伟，未必非殃。"形不可恃，恃形为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为造物主所赋之形状或骄或慊，或喜或忧。吕氏之论该"足以发昏惑之意，而惩狂暴之心"了。圣凡不以形限，不以地限，亦见吕氏眼空一世，发人深思。（22）
    吕氏对《左传》喜公二十三年所载晋怀公杀狐突一事也颇有感慨，他认为怀公"不知已之无以致人，徒责人之不从已，殆未尝以人而观已也。""怀公肆其褊心，不知反已，徒杀人以逞，使在外者绝向我之意，而坚事仇之志，计无失于此者矣。"由此得出："纳重耳于晋者，非秦伯也，非狐赵也，怀公也。"（23）吕氏的一结论初看起来不合情理，然而怀公的昏聩，内外弃之，就使重耳入国成为必然。从这个角度说，吕氏的分析又不无道理。吕氏试图从怀公杀狐突招纳重耳这一史实来论证"甚矣，已之难观也"这一人生哲理。他指出"人皆知以已观已之难而不知以人观己之易。"他的这些论述可以带给我们许多的思考，朱字绿曰："不反已而尤人，千古同叹。"（24）
    吕祖谦还通过分析《左传》阐发出许多生活哲理。比如在《东莱博议·管仲言宴安》中他紧接管仲言宴安的话题，儆劝世人宴安之毒至惨至酷，远非酖毒可比。他说："世之死于酖者，千万人而一人耳，死于宴安者，天下皆是也。""戒险则全，玩平则覆也。"其间确实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又如《左传》昭公十年记载，晋平公之丧，诸侯遣诸大夫送葬，郑子皮欲以见新君之礼行，子产止之，以郑之小，所费不赀，必将尽用，则郑必困，子皮固请以行，结果终如子产所言。吕祖谦认为"观此一段，见得天下事听言甚难，以子皮吕祖谦倾心听子产，言无不行，初间授之以政，既以国事归之。后来谏尹何为邑，又曰虽吾家听子而行，国事家事既一委心听之，到用币一事，却信子产不过，到得果然有害而无益，方悔其初之不听。子皮自言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是的当言语。凡人举事，或得人劝之，岂谩然不知，正缘私欲不能自克故尔。"（25）吕氏此段结合《左传》以前所载诸事论析子皮为何用币一事不听子产之言，一意孤行的微妙心理入情入理，真实可信。在现实生活中当别人的劝言与自己的私欲发生冲突时，要采纳别人的意见是何等之难，所以吕氏感叹："听言甚难。"然而作为在位者何尝不应该剔除私心广泛地听言呢？
    吕氏还由惠王对虢、郑的不同态度，总结历史教训，探讨周室之所以衰的缘由，揭示治国做人的道理。他说："王无事时于虢为厚，于郑为薄，有事时郑每先了力扶持，虢却全然不见，大凡此处正是事之紧要处，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要识得。"（26）吕祖谦在这里认为周室之所以衰，正缘惠王将厚薄的关系颠倒了，这种分析未免太简单，然而吕祖谦认为这是事之紧要处，"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要识得"，并劝告学者"须是知所亲疏"，却又不无道理。在生活中，有些人无事时以酒食笑语相追逐，看似甚好，及至患难之时却便不见，甚至落井下石，而日前关系平淡之人，患难时也许十分得力。因此在生活中注意如何看待人，如何结交朋友，"知所亲疏"是很重要。吕祖谦从治国做人立论分析历史于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