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刊刻本，据我们所知，直到道光年间，始有北京琉璃厂半松居士木活字本问世，其次便是光绪十三年九月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石印巾箱本，而流通最广的则为商务印书馆铅印国学基本丛书本。三本分卷相同，《北略》24卷，《南略》18卷，不过字句与篇目也小有岐异，可能集成局本与商务本在排印时，已经根据别的本子作过校订。解放后，商务印书馆于1958年曾又一次出版过本书，但仍是用国学基本丛书本的纸型重印。所有这些刊本，都已不是原作的旧貌。
    值得庆幸的是，据笔者亲眼所见，目前至少还有两部录自原稿的旧抄足本存世，使我们得以补充订正通行刊本的缺漏，恢复计氏原稿的旧貌。一部藏杭州大学图书馆，系1956年从上海来熏阁古旧书店购得，原藏者为吴县潘介祉；一部在江苏常熟市曹大铁私人手中，乃其先师陶翥云所赠。这两部书的卷数篇目全同。《北略》24卷，《南略》16卷，文字内容也完全一致，显然录自同一底本。但因抄手不一，杭大藏本字迹工整，而曹氏所存字迹杂劣，错漏字亦较多，可是因避清讳而空缺的字反而比杭大本要少一些。经与通行刊本对校，不仅内容差异很大，篇目与编次也颇不一致，其中尤以《南略》最为突出。经统计，《北略》抄本卷数虽与通行刊本相同，而篇目多出23篇，计一万五六千字，再加上通行刊本有目无文而可以从抄本得到弥补的25篇，约一万四五千字，合计共48篇，三万多字。此外，通行刊本还有因避清讳而删削的二万多字，总计不下五万多字。《南略》抄本卷数比通行刊本少两卷，而篇目则多出42篇，约二万字，外加避讳删削的一万六千多字，共达三万五六千字之多。"两略"合计，抄本一共多出90篇，八万余字。特别是《北略》卷1首篇《建州之始》在通行刊本中的被删去，使全书托始的时间，也不得不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被推迟到"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并使作者自己所说的话："《北略》，纪乱之书也。然神宗践祚以来……乱不一矣，俱不之载者何？以无关于天下之大也。而独始于二十三年者，见皇清封建之始，继明之天下已有其人矣"完全落了空。（15）又如《北略总说》和《南略》卷尾的《跋》、《纪事》、《志感》、《读书者》五篇，是有关本书编撰经过及义例的重要文字，均不见于通行刊本。此外，作者还往往于某些篇目的后面，注上撰写的时间和地点，经统计，《北略》有113条，《南略》有88条，是反映作者编写本书经过与资料来源的重要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的生平行事，在通行刊本中，除《北略》保存19条外，也被一概删去。至于因随意乱删乱改而不成文辞，难以卒读的，在通行刊本中更是随处可见。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新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的点校本，就是以杭州大学图书馆所藏旧抄足本为底本，并参考了曹大铁所藏抄本、诸通行刊本《南、北略》，以及《明史》等，改正了原抄本中的一些错误。抄本中原有无名字的眉注50余条（其中《北略》28条，《南略》24条），每条字数，少则四五字，多的在一百字以上，内容有补充史实的，有补注人名、地名的，也有考异和加注难字读音的，虽非计氏原作，但对阅读本书有一定帮益，在新点校本中，以"批云"的形式，用单行小字插入相应的文句中。这样一部与原作面貌基本一致的旧抄足本的点校出版，对于研究明清史，特别是明末农民战争史来说，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四）《南、北略》是具有永久价值的史学著作
    与"世之载笔者每详于言治，而略于言乱，喜乎言兴，而讳乎言亡"的作法相反，计六奇撰写《南、北略》，在于搜集记录"胜朝轶事，亡国遗闻"，（16）从中总结明朝覆亡的经验教训，因此在"两略"中保存了明清之交这一社会大变动时期的丰富史料，特别是明末农民起义的史料，从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基本上按日记载，远较他书为详，并可补《明史》之不足。经初步分类统计，在《北略》24卷674 篇（篇数据中华书局点校本）中，全文或主要记载农民军事迹的竟有441篇之多， 占总篇数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南略》虽然是记述南明史事，但在16卷446篇中， 记载农民军事迹的也有33篇之多，占总篇数的百分之七强。因此，我们把《明季南、北略》，特别是《北略》，看成为一部以记录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是毫不过分的，如在《北略》的许多篇目中反映了起义军治军有方，军纪严明，所到之处深受广大民众欢迎的情况："自成驰檄黄州，指斥乘舆，伪托仁义，以诱远近，伪示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杀'之语，愚民皆惑之。李岩复私作民谣，令党诵之，云：'穿他娘，吃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以故所至风糜。"（17）反映农民军机智勇敢、行军神速、出奇制胜的，如记张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若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奔救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堕其术中而不觉耳。徐以显尝教献忠孙、吴兵法，自是进不可御，退不可追，事事与《虚实》一篇相应，真猾贼之难制者。"（18）另外，在《北略》里还多处提到李自成起义队伍中一支特殊的部队，即"孩儿军"，他们勇敢机灵，屡立战功。计六奇曾感憾力十地说："夫贼能用童子为军，而国家养军数十万，不获一童子之用，何哉？"（19）所有这些，都比较真实地透露出当时起义军的历史真相，为今天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与此相反，当时明朝的所谓"官军"，却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马世奇的一番对话，就是最好的说明。1643年冬，李自成起义军进入秦、晋，张献忠起义军攻破楚、蜀，明政权岌岌可危，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商量计策。马世奇对曰："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人心，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20）"视贼如归"正是当时人心的真实写照。又如明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去贼营二十里，不敢出战，土人强之出报斩五千级，验之，则率妇人首也。"（21）因此，当李自成农民军到达宣府城下时，守将朱之冯登城捍御，"见左右皆星散，禁之不止，惟存七八人环守公侧，意叵测。俄报贼已从南门入，满城结綵，或帛或布，无者继以纸。百姓胸前皆粘'顺民'二字，焚香跪接。贼骑已充斥街衢，公愤甚，令将大炮舁转，欲向城中击之，慢不应。公不得已，自起拽炮，见药线孔牢下铁钉，知事已不可为，即索佩刀自尽，亦为左右所匿，意在擒公献贼，居为首功也。"（22）当时的民心、军心，在这里已表述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