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计六奇记载这些内容，并不因此就说明作者对农民起义的同情，而是出于总结"国破君亡"的历史教训，引为前车之鉴，才作如此详细记载的，因而在叙述中时时表露出他对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对立立场。
    《南、北略》的价值，还突出地反映在它保存了大量抗清斗争的史料。
    计六奇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加之他亲身经历了明清鼎革时期的社会大变动，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明朝虽亡于农民起义军，可是起而代之、掌握全国统治大权的则是满洲贵族。因此在"两略"中，记录了自"建州之始"、"清朝建元"，一直到永历帝被杀、满洲贵族建立统治全国的专制机构这一全过程，特别是《南略》，可以看成为一部以记录汉族人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史。经统计，全文或主要记述清朝事迹的，在《北略》有82篇，在《南略》则达209篇之多。特别是1645年的五月份，自清兵渡江南下后，几乎是一日一篇。尽管当时清朝文禁已经较严，计六奇不敢过分赤裸地触犯清讳，但强烈的民族正义感，仍不时地流露于笔端，首先反映在书法上，敌虏、贼寇界限分明，凡言敌、虏者均指清而言，而对农民起义军则称之为寇、贼，用字毫不含混。其次，书中揭露清兵烧杀虏掠等，更是随处可见。如记清兵屠扬州城云："忆顺治六年己丑仲冬十八日长至，予入城应试，有浙之嘉兴人同舟，自言久居于扬。予问清师破城事，彼云：'我在城逃出者，稔知颠末。初，扬人畏高杰淫掠，乡民悉避入城。后以水土不服，欲出城，江都令不许，遂居于城。四月十九日，清豫王自毫州陆路猝至扬州，兵甚盛，围之。时史可法居城内，兵虽有，能战者少，闭门坚守不与战。清以炮攻城，铅弹小者如杯，大者如罍，堞堕即修讫，如是者数次。……可法日夜待黄得功等兵至与战。围至六日，乃廿五丁丑也，忽报曰：'黄爷兵到矣！'望城外旗帜信然，可法令开门迎入。及进旧城，猝起杀人，有如草营。众知为清人所绐，大惊，悉弃甲溃走。百姓居新城者一时哗叫曰：'鞑子已入旧城杀人矣！'众不知所为，皆走出城。走不及者被杀，凡杀数十万人，所掠妇女称是，无一人得存者，扬城遂空。""或云扬城破，清帅发令箭，一门杀人一百，以未破城时发炮伤兵也。既而传箭，一门杀人一千。杀讫，随出一箭，又杀一千。连续传箭，直杀至数十万。扬州烟爨四十八万，至是遂空。""徽客巴姓者，自扬城逃出，云：初城破时，将民或一百或二百各闭室内，使两兵守视。久之，有服红袍者手执旗箭各一，驰马大呼曰：'将这须蛮子去了罢！'扬民被拘者闻之，谓为释己也，俱大喜。已而，牵一人出跪之，左边兵一刀，右边兵亦一刀，既杀两刀，以为必死，即掷下，复拽一人出，仍如前法，一似蛙然。若颈不断，虽死复苏。巴某亦亲受两刀而复生者也。"（23）这种通过访问所得的口碑资料，在"两略"中注明的，总共不下六十处之多。
    在揭露清兵暴行的同时，还对那些忠于明朝，坚持抗清斗争而又至死不屈的，加以大力表彰，而且往往写得生动具体，充满感情。如记黄大鹏之死曰："黄大鹏，福建建宁府建阳县人，崇祯丁丑进士，甲申授衢州龙游令，乙酉升金衢道。清兵至，……衢州陆知府与各属县令及方国安等，悉望风投诚。龙游与浦城接壤，贝勒驻兵于此，诸降臣俱入跪见，独大鹏红袍纱帻，挺然立于众中。贝勒见而异之，问立者为谁，对曰：'前任龙游知县，今为金衢道黄大鹏是也。'贝勒曰：'汝既降，何不跪！'大鹏骂曰：'人不拜犬羊！'贝勒曰：'汝不畏死乎？'大鹏曰：'吾若畏死，不出是言矣！'贝勒大怒，命割其舌。大鹏喷血连骂，触阶而死。"并注明："此王新沐口述。王系浙江人，久寓通州。"（24）说明此事可确信无疑。对于浙东王之仁上疏鲁王请战；及瞿式耜、焦琏等人孤守危城桂林、兵败被杀二事，计六奇评曰："清兵南来，将相闻风迎避，惟钱塘跨江两战，差强人意。入闽、入广，势复破竹，至是始能鏖战，以却清兵，瞿、焦二公，真人杰也哉！"（25）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镇江生赋诗"。顺治初年，当清兵刚据有江南时，为了笼络汉族地主知识分子，清政府便派遣督学使者到镇江开科取士。当时考生思想状况十分矛盾复杂，他们既不愿放弃功名，又不甘屈服于清廷，其中有一少年考生，虽然前来应试，却竟不作文，只于卷上题诗一绝云："曼周医伏曼周投，谩面萎封谩面修。鳗衍和三鳗衍累，漫强钟异漫强绉。"（26）这是一首以谐音写成的反满诗，其真义是：满洲衣服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河山满眼泪，满腔忠义满腔仇。计六奇明知此诗"世多讳之，不敢传"，而仍照录不误，以"存其实"。又郑成功讨清檄文，他书罕见，计氏亦全文过录，编次于《南略》卷16《郑成功入镇江》篇后，这种不避清讳而"存其实"的直笔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当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打起为君父复仇雪耻的旗号，而实是助纣为虐，甘心充当满洲贵族征服中原的鹰犬时，南明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甚至包括史可法在内，均一时受其蒙蔽，心存幻想。可是计六奇在《北略》卷24《东彝大略》篇明确地指出："大帅吴三桂，父陷寇中之不顾，顾力不能当，借兵于虏，与寇一战，大胜，寇即弃都城西走，而虏晏然以为得都城于寇云。传檄三齐，迅扫秦晋，既得河北，复取江南，一时迎降恐后者，以为寇为先帝之仇，虏能为我灭寇，非我仇也。嗟呼！寇之发难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赋之故。然加赋于何年？皆以东彝发难也。且河北为寇所攘，犹曰取之于寇；江南何罪，而奄有之耶？我谋不臧、将不择、兵不练，廷臣置边事于度外，边臣以寻端卸担，至南都之政，贿赂弥彰，如狂如醉，使高皇帝之开辟，烈皇帝之忧勤，一朝宗社丘墟，大可痛也！"在当时来说，这个分析是相当大胆而又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至于"两略"中所存在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首先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记载是非失实，言过其辞者不在少数。对此，计六奇自己也直认不讳。他在《南略》卷2《东阳许都余党复乱》篇后说："甚矣，史之难信也！由前说观之，则光先（指浙江巡按左光先）隐孙榘（指东阳令姚孙榘）激变之罪，不为无过；由后说观之，则光先授计子龙（指绍兴推官陈子龙）诱擒之事，不为无功。夫以吴、越联壤，复躬当其时，犹言人入殊如此，况今古异时，四方异地，而欲凭臆以断志之，其为诬可胜道乎！"碰到这类记载各异，诸说纷纭的情况，计六奇一般采取异说并存，或从其多数，或存疑俟考等办法处理。但有更多的是并未有任何说明，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加以审慎地甄别。至于李慈铭所指出的："如言袁崇焕之通敌，毛文龙之冤死"，（27）以及作者在《南略·自序》中所云："若成功、煌言出没风涛，徒拢民耳，亦何益乎！"那就不是属于一般史实上的差错，而是直接涉及作者的史识问题了。特别是把抗清英雄袁崇焕说成是通敌叛国，更是个极大的错误。袁崇焕的蒙冤惨死，是明王朝的自坏长城，对此，作者也不是不知道，如《北略》卷24《东彝大略》篇云："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计，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遣一奴私放珰归。珰归，上其事。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此言周延儒亲语余者。延儒久与虏比，虏每输情，故知其言不诬。"按本篇文字，实转录自夏允彝《幸存录》，故文中第一人称"余"，当为夏允彝而不是计六奇。但对此事的底细，计六奇应该是一清二楚的。可是在《北略》卷5仍以《袁崇焕通敌射满桂》、《逮袁崇焕》等醒目标题，详细记述了袁崇焕的所谓"通敌"罪行及其被杀经过，而没有根据可信资料加以驳正澄清。
    然而更为突出的还是泛滥于全书的缩命论的天命观。计六奇是一个十足的佞佛者，对于封建迷信的因果报应说深信不疑，大肆渲染，对于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都看成是天帝的安排，天命的注定。所以他说："自古有一代之治，则必有一代之乱；有一代之兴，则必有一代之亡。治乱兴亡之故，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28）他不仅把一些正常的自然灾害和天象变化，说成是上帝有意的惩罚，甚至把一些荒诞不经、子虚乌有的村巷委谈，也视为信史。如谓万历{K1D204.JPG}有道士伏坛久之，见天上诸神俱不在，云已降辅新朝，惟关圣以受明朝厚恩不去；（29）又谓有道士魂至天门，见包拯奏帝，命杀星降凡，托生人世，因而有李自成的诞生，（30）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糟粕，自然应该加以剔除和扬弃。
    但是瑕不掩瑜，所有这些缺陷和错误，都无损于"其书有永久的价值"。同时这"两略"，特别是被清政府列入《禁毁书目》的《南略》，即使在清朝文禁森严的恶劣环境中，仍能以传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长期地流传着，并一直被保存到今天，这一事实本身，也就足以说明它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