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伟人，不论从哪个方向看，他都是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山。毛泽东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土壤的产物。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在毛泽东思想中，在毛泽东的生活和革命经历中，体现出了他的深刻的传统文化的涵养。其中，毛泽东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对历史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史学的倾心，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史学大国，不仅有着数千年不间断的历史典籍，而且有着绵亘不绝的优良的史学传统。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对中国史学的关注，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史学的发展，而且使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得到批判的继承，并添加了新的内容。
    一、毛泽东有志于史学
    在历代革命家和中外国家领袖中，像毛泽东这样热爱历史是不多的。
    毛泽东从小接受传统教育。从九岁起，在家乡南岸私塾，他先后读了《三字经》、《论语》、《孟子》、《诗经》等，在关公桥私塾，读的仍是四书五经。到了韶山井湾里私塾，他读的则是《公羊春秋》、《左传》等史书了。这时他才十三岁。到十六岁，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读书时，《史记》、《汉书》、《通鉴纲目》、《日知录》是他研读的主要书籍。这时期的读书生活，不仅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而且培养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后来，毛泽东先后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和长沙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当时的长沙是个风气很先进的地方。这期间，毛泽东大大扩展了读书范围，大大开扩了眼界。他逐渐树立了改造社会的大志，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现实之中的。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怎样把握中国国情？一是社会调查，一就是研究中国历史。在各个时期，毛泽东都强调必须掌握中国历史。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①他又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马克思主义是建筑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马克思等人曾给历史科学以很高的地位。毛泽东研究中国历史固然是出于指导中国革命的需要，但他对历史学有一种偏爱，勿宁说他曾有志于做一个历史学家。事实上，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看，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出类拔萃的。1939年7月17日， 毛泽东在给史学家何干之的信中曾明确地表达过他想致力于史学的愿望。他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③
    但是，时代造就毛泽东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而没有能成为一个史学家。对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他的遗憾。1940年秋，毛泽东在听了史学家范文澜讲的中国经学简史后，写信鼓励他按讲授提纲写出来。最后他写道："我对历史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④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心情。1944年，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自成起义胜利三百周年而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致函郭沫若，在称赞郭的同时，再次表达了这种心情："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⑤
    但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史学和中国史学家。新中国建立之初，史学领域曾经出现空前的繁荣，是与毛泽东分不开的。这种繁荣不仅由于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旧史学的改造，还由于对中国史学优秀传统的继承。
    二、"通古今之变"
    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都包括哪些内容呢？举其大端，首推"贯通"。
    贯通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渊源甚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为自己定下的治史宗旨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不懂得探寻历史规律，但是他"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自叙》），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记载了自黄帝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的历史，清晰地理出了一条历史发展的研究线索，所谓"通古今之变"，是极为可贵的。司马迁看到了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认为"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太史公自序》）他注意到经济活动与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所谓"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殖货列传》），已经接触到了历史某些本质的东西。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倡治史需有"通识"，其治史，在于"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其目的在于"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史通·自叙》），从而"述往思来"，"继往开来"（《史通·史官建制》）。同是唐代的史学家杜佑所说的"会通"也是这个意思。他要求治史"融古会今"（《通典》自序）。《史通》所记史事，古则穷其源，今则论及现实，一直论述到作者向朝廷上奏该书的数年之前。
    古代史家不仅通过自己对历史的取舍记述，表达自己对历史的贯通的思考，而且通过史论形式直接而明确地表达对历史的见解。
    《左传》就开创了"君子曰"这种体例，借以表达史家对史事的评论。司马迁在《史记》中则采用了"太史公曰"的史评形式。袁宏《后汉记》中史论随处可见，少则只言片语，多则长篇大论。《后汉书》则是"因事就卷内发论"。宋代史家更是继承了史论的传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臣光曰"的形式，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希望统治者按照他的见解，建设理想的社会。虽然这些史论是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伦理道德出发的，于今不尽可取，但它们使史学更明确地展示了其功能，是极为可贵的。
    南宋史家马端临，根据他占有的丰富的史料，对历史进行了宏观的思考。许多见解相当深刻。比如，在《文献通考》"封建"中，他把唐虞以前称为"官天下"，自夏开始称为"家天下"。"官天下"是公，其时"上下之际，均一至公"，家天下是"私"，其时"分疆划土，争城争地"。到了秦代，"私"益重，历史则进入了另一个时期。在这里，他已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古史做出了分期，是很有见地的。
    清初史学家王夫之，认为史书的责任是讲明"经世大略"，他在《读通鉴论》卷六中说："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他也着重于对历史的总体认识，认为历史是逐渐向前演进的，而且后者胜于前者，许多事物的发展都是有来源的。在《读通鉴论》中他清晰地勾划了中国历史由野蛮进入文明的轨迹。其后，王鸣盛更提出了读史"当观其会通"，读书"贵贯穿"的原则（《十七史商榷》卷82，唐以前音乐学诸书）。近代史家梁起超，则要求通过考察历史的"总成绩"，推究其中的"因果关系"，改变史迹之间"不生联络"、"木然只影"的情况。
    旧史家的这些"通识"、"贯通"、"总体观察"等等，在今天看来未免较为矇眬，不够科学，但其总的精神，是要求史家对历史进行思考，而且他们确已触及到了史学的许多根本问题，闪耀出理性的光芒。
    毛泽东使中国历史成为一门科学，是他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结果，但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中与中国史学优秀传统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毛泽东高屋建瓴，善于对中国历史做宏观的思考，他能用很简练的概括，抓住历史的本质，指出历史的规律，不愧是大手笔。毛泽东专门的史学著述并不多，但是我们从他的许多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历史洞察力。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虽然是一篇理论文章，但却包含着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总体观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是当时农民运动的实记，但却透露出对上下几千年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
    在考察中国现状时，毛泽东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要掌握中国国情，必须"懂得中国的全部"⑥，要考察中国的现状，必须了解整个时代。《战争和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中央全会上所做的为结论，而这篇文章是从历史入手的。它先探索了"中国的特点"，回顾了近百年中国历史和迄今止的整个革命战争的历史，并设专节解剖"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和"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进而提出了对中国民族战争战略转变的指导意见，可见毛泽东注意实际，从中国历史出发的精神，可见他对历史纵横贯通的能力。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指示历史进程的名著中，他说："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份，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是什么？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又是什么？"在此，毛泽东又一次纵缆了整个中国历史，全面考察了近代的中国文化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少有的专门论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从第一章"中国社会"到第二章"中国革命"第一节"近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就是一部简明的中国通史，在占有大量官私文献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毛泽东的论述言简意赅，几乎略去了所有的细节，气势贯穿，胸襟宏大。中国史学融会贯通的优秀传统被充分地光大了。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花了大量的精力去研读中国古代史，他通读了《二十四史》，有的专史他还读过二遍、三遍、四遍，据他自己说《资治通鉴》竞读了十七遍。他坚持"不动笔不读书"，在他读过的史书中满是勾划、圈点、批语。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⑧。他仍然强调贯通。他在和儿媳邵华谈学习历史时，曾表示反对死记硬背，认为这"只能知道点历史的皮毛"，"学历史得融会贯通，得很好地理解才行。要多读史科，多想想，能把'为什么'说清楚，才算懂了。⑨"
    毛泽东主张的融会贯通不仅包括纵向的，还包括横向的。他主张对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在谈到近代史的研究时，他曾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做综合的研究。"⑩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八面受敌'法，把它分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11）
    前面所举《史记》、《史通》、《通典》等等所主张的"通识"、"会通"、"贯通"之说，也都包含有横向贯通的内容，而近代的梁起超，则说得更为明确。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认为，历史研究应划分为普遍史和专门史两部分。由于社会历史的日益复杂，古人那种凭"一手一足之烈"的"独断之学"，那种编"普遍史"的做法已不太可能，所以他主张先由各专门家进行专门史的研究，至"专门史""多数成立后"，再由具有"通识"的史家来做综汇贯通的工作。如此"分途以赴"，"合力而成"，才可能写出"理想的新史"（第三章）。
    毛泽东关于分工治近代史的主张，如果不是直接承袭梁启超，至少也是不谋而合的（12）。
    三、"以古为镜"
    人类为什么需要史学？这是中国古代早就思考的问题。
    《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卷五）《诗经》大雅"文王篇"也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都表明，在西周初年就已产生了以史为鉴的思想，史之功能，在于知古而察今，使之不蹈覆辙。后来，孔子修《春秋》，作为学生的政治教本，其意则在"惩恶而劝善"，目地也是要以历史为教训，施影响于当代政治。
    司马迁作史的目的是明确的，他说："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13）司马贞在"索隐"中对这两句话做了这样的解释："言居今之代，志识古之道，得以自镜当代之存亡也。""言观今人臣所以得尊宠者必由忠厚，被辱者亦由骄淫，是言现在兴废亦当代得失之林也。"（14）司马迁指出古今是有区别的，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则可使后人得以"自镜"。司马迁以《春秋》为例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因而，"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世而不知其宜，遭变世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史记》中，往往以暴秦为例，儆戒当代统治者，故于秦史记载尤详。
    以古为镜的思想，为以后历代史家所继承和发扬。《汉记》的作者荀悦说："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前惟训，人惟贤，镜惟明。夏商之衰，不鉴于汤禹也；周秦之弊，不鉴于群下也；侧弁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是务。"（《中鉴·杂言》上）以史为鉴，关乎国家兴亡，因而治国者惟史鉴是务，治史者也要以史鉴为宗旨。所以他又说："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汉记》卷一）以此使得后世"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汉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