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才、学、识“三长”（刘知几说，参考《新唐书·刘子玄传》），以识为要；而史识，以通识为贵。史识，是对人类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通识，是通达的史识，即对历史和史学的卓见达识。郭沫若同志不仅具有一般的史识，而且具有卓越的通识。其表现，主要在通变与通鉴、求实与求是、成一家言与尊重科学等方面。这里略申浅见，请方家和读者指正。
    通识的前提是理论水平问题。人所皆知，郭沫若的理论水平很高，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可谓炉火纯青。这已由许多学者所阐述，这里姑置不谈。
    （一）通变与通鉴
    通变，是通古今之变，探索历史发展规律。通鉴，是以史为鉴，明确史学为社会服务的任务。这是史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问题，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史学大家的通识，必然有此首要的问题。
    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郭沫若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
    司马迁写中国通史，提出了“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的问题。他从上古五帝写到“今上”汉武帝，勾画了古今历史变化，把历史分为五帝时代、夏商周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汉时代等几个历史阶段。其中尤以写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剧变最为突出。这当然还谈不上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但司马迁还是捕捉到了历史变化的某些秘密，如他提出了“承敝通变”的观点，说商汤、周武是“承敝通变”（《史记·平准书》）的，汉兴是“承敝易变”（《史记·高祖本纪》）的，社会史、自然界也是“承敝通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意思是，历史不可能无敝，也不可能不变，历史出现了敝，就酝酿着变，敝是变的历史前提，变是敝的必然趋势，敝与变有辩正的历史关系，故必然是“承敝通变”。（参考拙作《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有一定影响。杜佑著《通典》，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王夫之写《读通鉴论》，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他的思想和观点，尤其是对历史阶段的判定，大多接受了司马迁的看法。但古代学者写史，即使如两司马等大史家通古今之变，都只是觉察和记述了历史变化的某些表面现象，只能说有历史变化观点，根本谈不上阐明历史发展规律。
    近代以来，有些史学家致力于探索历史运动轨迹。梁启超标榜“新史学”，以为史所贵者，在于记述人群的相互关系，“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新史学》），“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实际上是要以近代进化观点来写人类社会进化史。但他没有写出中国通史来。从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自黄帝至秦统一）、中世（自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近世（自乾隆末年以来）三个时代，分别称其为“贵族帝政”、“君主极盛”、“文明自由”（《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饮冰室全集》文集之六）来看，其着眼点主要在政权变易，比古代史学家的历史观高明不了多少。夏曾佑、吕思勉、钱穆等写中国通史，不同程度地写了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演进，而历史观大体不离进化论的窠臼。
    郭沫若自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以来，近半个世纪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占有古代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国古代史，发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自起初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始，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等历史阶段，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使中国史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何干之早就赞叹：“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董作宾也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吉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台湾大陆杂志社1960年版第3页）他承认郭沫若开创了唯物史观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