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求实与求是
    实事求是，是治史的原则。我国史学有这个传统。郭沫若史学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
    所谓实事求是，从史学方面来说，“实事”就是历史事实，“求”就是我们对史实进行研究。“是”就是历史的实情和规律。
    乾嘉学者曾强调“实事求是”，但他们的“实事求是”，往往只是求“实”，而不是求“是”即考究史实，多不了解历史的内因和规律，故难言实事求是。乾嘉学者这种学风，对近世史学尚有影响。
    郭沫若治史强调实事求是。早在四十年代，他就说过：“是什么还他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青铜时代·后记》）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谈起自己的历史研究与胡适辈整理国故有所不同，说：“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的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局限的一步。”意思是，研究历史有两种泾渭分明的原则和态度，一种只是求实，“知其然”而已；一是实事求是，既求实又求是，通过求实以求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
    怎样做到实事求是呢？郭沫若认为：首要的问题是，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理论联系实际。他说：“要真正实事求是，历史须用新的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奴隶社会》）而且“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海涛集》），即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不能犯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
    理论联系实际，就一定要养成既读书又求解的优良学风。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提出：“以前的读书人有一种毛病：‘好读书，不求甚解’，今天的读书人似乎有人又有一种毛病：“不读书，好求解甚’。我们好不好来一个辩证的统一：‘好读书，好求甚解’呢？”意思是，只读书而不深入探索，或不读书而胡思乱语，是两种有待纠正的坏学风，只有既读书又探索，才是良好的学风，才能实事求是。
    好求甚解，切忌走极端，当务求平正。在学术研究中，往往产生不同意见，甚或出现歪曲。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或曲解呢？郭沫若认为：“答复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乱对者不仅不能被你克服，而且你将要为敌对者所乘，把问题弄得更加纷拏的。”就是说，只有平正，才符合于实事求是；矫枉过正，有悖于实事求是，而且使问题更为混乱。古人治学论史，讲究“适”、“中”，就是要求恰如其分，而反对矫枉过正，说“过犹不及”。郭沫若“平正”之说，与其相通，而且提到了有关实事求是的高度。
    为了实事求是，首先要“求实”。因为“实事”是实事求是赖以出发的基础，故治史必先求实，占有史料，考证史实。郭沫若对此有精辟的看法，而且身体力行。
    郭沫若治史始终注意并多次谈到史料问题。他说：“研究历史当然要有史料。”“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若是没有材料而谈社会史，简直是笑话。”（《谈古代社会》）有了丰富的史料，“谁也不会再有‘无米之炊’的感叹”（《〈秋瑾史迹〉序》）。他有个时候曾指出：“有些人发生了轻视资料、轻视旧书本的念头”是一种“偏向”（《关于厚今薄古问题》，《光明日报》1958年6月10日）。人所皆知，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资料丰富得很，有文献、文物、传说等等，而郭沫若掌握材料十分丰富。他曾说：“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十批判书·后记》）这是实在话。
    为了研究殷周史，他下了很大功夫研究甲骨文和金文，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殷契余论》和《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作品。这对古代文字研究有杰出的贡献，也对殷周史研究有很大的价值，促进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要占有史料，必须很好地鉴别史料。对史料不加鉴别，是容易出问题的。郭沫若对此有一定的经验教训。在《十批判书》首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他首先就谈资料问题，分了“甲，关于文献的处理”，“乙，关于卜辞的处理”，“丙，关于殷周青铜器的处理”，“丁，古器中所见的殷周关系”等四个方面详谈。他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这真是经验之谈。故他的《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除了表示“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承认自己所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之外，还对有些材料的真伪和时代性，作了认真的辨析。其实，他对这种工作也早做了。如对殷周青铜器的时代性及分期早就作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许多创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了海内外学者的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