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扬民本思想，肯定改革作用，提供人们深思。
    “民本”，是中国古老的思想传统之一，也是一个史学思想传统。《尚书》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泰誓》）的话，意思是，老百姓是国家的基本，民心向背决定着君王和国家的安危。《诗经》上说：“官民宜入，受天之禄。”（《大雅·假乐》）意思是，只有对民有德的人，才能得到老天的辅助和禄位。这是传统的经学思想。古代史学家大多遵奉这种民本思想。他们往往记述及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或君王安危。司马迁强调为政者要顺民意，得民心。他写秦汉之际的历史，论秦亡汉兴，主要在于民心向背，秦酷刑法，民众反之，故秦亡；汉“承敝通变”，“使民不倦”（《史记·高祖本纪》），民心向之，故汉兴。班固重视民生问题。他说：“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汉书·食货志》）这八个字，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要点。意思是，首先安民，使社会安定而不骚乱，百姓安居乐业；再是富民，使百姓足衣足食，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富；还要教民，使民知礼守法，安富戒侈，使社会有良好的风气。如果办到，国家自然兴盛；若办不到，必然衰败。马、班这种思想，对后世史学有良好的影响。
    郭沫若史学，把古老的“民本”思想提到新的高度。他认为民众斗争是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力量，说：“历代的改朝换代本来都是人民的抗争。特别鲜明的不是秦朝的灭亡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又认为人民是历史变革的主力他探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明确地提出这个观点。如说：“时代长远，史料丧失，各国变革的详细情况不大明了。但有一点是值得重视的：随着私田的大量垦辟。在公室和私门之间不断地展开了争夺人民（主要是农业劳动力）的斗争。在春秋末年，各国的私门每每反用大斗小秤的办法；同公室争夺人民。他们用大斗出、小斗进，大秤出、小秤进的办法以笼络人心，把公室的劳动力抽成一个真空。这样私门终于把公室吞并了，所依靠的主力军其实就是人民，是人民的力量完成了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历史使命。”（《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他有一度还提过“人民本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参考《十批判书·后记》、《青铜时代·后记》、《历史人物·序》等）。所谓人民本位，就是以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和人民利害的关系，来判定其善恶贤奸。这显然是民本思想的发展。他在五十年代强调评价历史人物当视“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衡量尺度，也没有排斥“人民本位”的思想。如他评价曹操，认为：“事实上他能够恢复封建制度下的生产秩序，把人民从流离失所的情况扭回来，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在当时倒是进步的事业。”（《替曹操翻案》）这就把有利人民和历史作用两者结合起来了；因为两者的基本要求，都是把握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要有利于人类根本的利益，本来就没有多大矛盾。
    改革，只要符合历史需要，有利当时社会，推进历史发展，自然是进步的事业。我们这里谈的，就是指这种改革；而不是指那种坑民害国的倒行逆施。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战国时代秦国的商鞅变法，汉魏之际曹操的屯田政策，北宋年间王安石的变法，对当日社会或历史发展，都或多或少地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古代史学家对历史上的改革评价不一，或讥或颂，或是或否。讥者非者，鼠目寸光，毫无史识，充分暴露其保守态度。颂者是者，眼光非凡，具有史识，但也颇有局限性。如司马迁评商鞅变法：一方面，说变法效果好，“秦民大说（悦）”，“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秦人富强”，肯定商鞅变法的作用。另方面，又说商鞅“天资刻薄，”打击保守势力，足见其“少恩”。（均见《史记·商君列传》）这话就天真欠妥。
    郭沫若对历史上的一些改革，具有卓异不凡的通识，运用唯物史观，多作了恰当的评价。如论评商鞅变法：“秦国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前三五○年）由于商君的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耕战，图富强，才扬弃了奴隶制而转入封建制。”“秦自孝公以后至于始皇，相传六代，沿守着商君的法制，奖励耕战，勤俭建国，发奋图强；又加以得到地理上的形势，居高临下，俯瞰着关东六国，远交近攻，进行蚕食；而关东六国则与此相反，法制不定，内乱时起，互相攻伐，彼此削弱，终至遭到秦国的各个击破。因此，秦虽变法最迟，而却收到了最大的成功，变法以后仅仅一百三十年，在秦始皇的手里终于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的大业，同时也完成了此后统治全中国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的大封建局面。”（《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这不仅确定了商鞅变法在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而且还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意义。
    再如评论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为相后，就雷厉风行地实行他的主张”，进行变法。当时宋政腐败，贿赂风行，百姓遭殃。“王安石的变法，也就是在拯救这种毛病……其最高的目的是想达到‘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穷’。他是想由上而下来革命，结果没有行通。这也证明他的路向是错了。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王安石》）这既肯定了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实是一分为二的。
    郭沫若通古今之变和以史为鉴，有明确的宗旨和方向。他说：“研究古代，在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以破除迷信。其优秀遗产，则挹之以益今。否则将沉溺而不返矣。”（为《考古学报》的题词，见《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他的通识，启发人心智，有益于社会，能促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