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史料，就要整理分析。郭沫若说：“占有史料以后，要加以整理分析，这是历史研究的第二步。这就要求我们在那么繁多的史料中分清主次。”史料的主次若何？郭沫若接着说：“在史料中，有重要的、次要的，也有无关重要的。我认为，对民族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有关的史料是头等重要的，应该尽量搜集，优先整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应该特别重视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应该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以上引文均见《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郭沫若所提把搜集和整理经济方面的史料应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可谓有识之见。这与他强调史学为社会服务的方向实为一致。记得郭沫若于五十年代一再提到史学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现代化服务。如说：“我们须得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又说，史学研究如同学术研究总的方向一样，“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请允许我们引申其意，那就是：新政权建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只有发展了经济，政权才能巩固，社会才能继续前进。史学为经济建设服务，自然也就是最重要的任务。回顾我国古史可知，秦亡汉兴、隋亡唐兴的历史，显示了国家兴亡与经济荣枯息息相关。古人早知其中底蕴，司马迁写秦汉之际的历史，交待得较为清楚，细看《史记》即明；唐太宗、魏征君臣谈隋唐之际的史事，也说了不少，翻阅《贞观政要》便知。今胜于古，古人明白的道理，今人岂能不明！通识如郭沫若，不愿夸夸其谈，只是点到为止而已。
    历史研究不能只是“求实”，还要认真“求是”。郭沫若说：“占有和整理了史料，如何运用它们，这是历史研究中更重要的问题。……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用大量的史料来具体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同上）这就指出了“求是”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郭沫若研究古文献和古文字，不是为此研究而研究，而是掌握其材料，研究殷周社会史，研究古代社会发展规律性的问题。他创造性地把两种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求是，是在“实事之中求其是”。如殷王陵墓的发掘，发现了殉葬现象。有的学者承认这是事实，但采取慎重态度，不敢据以推断社会史性质。郭沫若则据之断言“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十批判书·改版书后》）他数十年间不断探索和论证殷代奴隶制问题，晚年作出结论：“殷代是典型的奴隶社会，已经没有问题了。殷代祭祀还大量地以人为牺牲，有时竟用到一千人以上。殷王或者高等贵族的坟墓，也有不少的生殉和杀殉，一墓的殉葬者往往多至四百人。这样的现象，不是奴隶社会是不能想象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此说实事求是。故他的这个看法，现在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在“求是”问题上，郭沫若早年英气勃发，不取“阙疑”谨慎态度，宁可冒“妄腾口说”之讥（参考《卜辞通纂序》），而以新观点，研究新材料，作出新的解释。“阙疑”标榜者只是就事论事，虽有一定成绩，但没有揭示出社会史性质。如王国维对殷周史的研究，掌握史料颇丰，但提出的问题只是继承之制、庙数之制、婚姻之制等，再不进而言社会史性质。而郭沫若则以私有制、奴隶制等新观点作出新的解释，揭示了殷周为奴隶社会。
    郭沫若早年曾冒“妄腾口说”之讥，那他是不是真的妄腾口说呢？不是的。他早就声明：“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青铜时代·后记》）而且反对那种“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的“空洞无物”的所谓研究（参考《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理论性强，而又不泛谈理论，可说是郭沫若史学的一个特点。郭沫若一生写了那么多历史论著，却从来没有一篇专尚“空洞无物”之论。对待考据与空论两者，他宁可倾向考据。他说：“固然，史料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炊事员仅抱着一部烹调术，没有做出席面来，那算没有尽到炊事员的责任。……我们反对的是为考据而考据，以史料代替史学。但如有少数人一定要那样作，我认为也可由他去，因为这总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要好一些。”（同上）在此，我们想起：乾嘉学者趋尚考据成风，章学诚批评这种风气，曾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之讥（《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汪龙庄书》）；同时又反对“腾空言”，鄙视空言性理而掉虚文，说：“文章翻空，学无摭实。今之学者虽趋风气，竞尚考订，多非心得，然知求实而不蹈于虚，犹愈于掉虚文而不复知实学也。”（《文史通义》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意思是，腾空言、掉虚文还不如务实学、搞考据。看！郭氏与章氏说颇为相似。
    郭沫若研究历史，既求实，又求是，两者辩证的统一，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故有突出成就，开创了一代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