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其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为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显然，郭沫若在近代史学新潮流中，不仅预流，而且领导了新潮流。他的新史观，不仅使古代两司马的历史变化观相形见绌，也使近世梁启超辈的历史进化论大为逊色。
    通鉴，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古老传统。郭沫若对此大为发扬，大有发展。
    以史为鉴，就是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激励人们学习历史，从中吸取营养，提高素质。这主要有下列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说清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启示人们学习历史，创造历史。
    我国人民创造了数千年灿烂的文明史，还有博大的史学，丰富的史籍，如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有《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有《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九通，还有《明实录》、《清实录》等历朝实录，……真可谓浩如烟海。这些史书昭示人们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是个文明古国，对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众多有识的史学家，都把修史作为神圣的历史使命和重大的历史任务；都谆谆告诫人们要认真学习历史，认清历史大势所趋，引导人们向前看；都启发人们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为创造历史作出新贡献。司马迁就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周恩来同志说过：“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讲历史，多出书》，《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0页）只有学好历史，才懂得如何创造历史。
    郭沫若无论在流亡海外或战争动乱的年月，还是在祖国新生或“文革”内乱的时光，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著述历史，他曾坦率地承认自己有“历史癖”。他还明确地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目前虽然‘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这种对史学高度认识和“鸡鸣不已”精神，充分说明郭沫若深明治史的使命，自觉地挑起史学重担，而为中国明天奋斗的历史使命感。
    其次，劝善惩恶，褒贤贬奸，建设精神文明。
    我国传统史学以写历史人物为主，以人物活动体现历史是一大特点。历史人物林林总总，有善有恶，有贤有奸。古代史学家在为历史人物树碑立传之时，很注意区别对待，分类记述，并充分运用批判的武器，或褒或贬，或劝或惩，企图达到“申以劝戒，树之风声”（刘知几：《史通·直书》）的目的。我国古代的史籍，都大量地记述着历史人物的言行，记载着他们立功、立德、立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在史简上，入木三分地刻写着汤、武仗义诛伐暴君桀、纣，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吴王夫差亡国丧身，楚屈原忠贞爱国，齐王建卖国投敌，苏武仗节牧羊北海，李陵羞辱偷生异族，岳飞抒情高唱《满江红》，秦桧愧疚“无语，惟流涕”（《宋史·秦桧传》），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治史经世，晚清众志士救亡图存……，种种历史人物的形象和行为，足资人们学习借鉴。《易》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易·大畜卦》象辞）就是教导人们学习前言行为，提高修养，更好地为人处世。古今无数伟人名家，如孔子、毛泽东，无不多识前贤往行，无不从历史中吸取营养，而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我国人民多从鉴别历史人物善恶贤奸中，“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司马光：《进通鉴表》），赞扬前贤流芳百世，讥刺昔奸遗臭万年，从而提高文化思想素养，建设精神文明，推动祖国历史前进，立于世界毫无愧色。
    郭沫若长于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慧眼识前贤，乐于宣传之，歌颂之，标“人民本位”（《十批判书·后记》），定“历史作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9年4月号），要求“历史主义”，反对“把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古人”（《关于秦良玉的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553页），为一些历史人物沉冤翻案昭雪，甚至将他们巧妆打扮，由历史后院领到戏剧舞台。孔子、屈原、秦始皇、曹操、曹植、蔡文姬、武则天、李白、杜甫、王安石、郑成功、李自成、秦良玉、戚继光，以至近代的王国维、鲁迅、郁达夫、闻一多，经过郭沫若的评价介绍，面目一新，令人刮目相看，甚至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影响亿万群众论长道短。信陵君和如姬窃符救赵，聂政刺相兼君，屈原爱国图新，曹操脸色大变，蔡文姬感情流露，武则天大显作用，夏完淳少年殉国，郑成功立功扬名……一个个形象生动，一幕幕古事今现。历史通过人物而再现，爱国精神由此而感人，民族自信由此而激发，这比一般的史籍和教材产生了更巨大强烈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