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以信史著称于世的。后人说它"文直事核"，誉者不过其实，抑者不损其直，不为尊者讳，因而又称其为"实录"。司马迁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他的进步的史观外，还在于他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史方法。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自序》）。此外，他还游历大江南北，亲身做实地调查，对各种材料进行比勘校订，斟酌取舍，"疑则传疑"，"疑者阙焉"（33），绝不做主观妄断。
    《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被当时人称为"今董狐"。他撰《武后实录》，记载了张昌宗劝说张说诬证魏之忠的事。后来张说当了宰相，便请求吴兢修改这段不光彩的记载。吴兢说："循公之情，何名实录！"终于不做改动（《新唐书·吴兢传》）。体现了史家的高责品德。
    历代史家都十分推崇这种可贵的史德。唐代史家刘知几说："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通·惑经》）又说："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又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因此他盛赞那些敢于在强权暴力重压下挺身而出的史家："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容阿。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史通·直书》）反之，逢迎阿世，恣意曲笔的，则被他斥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史通·曲笔》）。他说的韦，指韦昭，是三国时吴人，在吴主孙皓时为侍中，领修国史，因持正敢谏，被孙皓所杀。崔诰为北魏人，曾任博士祭酒、司徒，作国书三十卷，因为受到鲜卑大臣所忌，被诬而灭族。
    正因为君主专制主义的强大和残暴，所以做一名良史就益见其难了。刘知几说，他们"或身膏斧钺，取笑于当时，或书填坑窑，无闻于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史通·直书》）所以"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史通·曲笔》），这是中国史学的悲剧。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把自己治史的态度归于"实事求是"四字。他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他批评那种"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陈义过高，居心过刻"（《二十二史考异》序）的做法，他要求的，不仅有史实的严格的考订，还包括避免史家主观的缺陷。
    章学诚对此有更进一步的阐释。他发展了刘知几史学家要有"史才、史学、史识"之说，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什么是"史德"呢？就是"著者之心术"。"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没有公正的出发点，是谈不到史德的。他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益以人也。"（《文史通义·内篇》史德）所谓"尽其天"，包含有尽量认识历史的客观规律之意，所谓"不益以人"，是不能用自己的主观意图任意添加、曲解史实。这样做，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才能真正成为良史。
    梁启超说得更明确，他认为史德就是史家的治史态度，史家治史要"忠实"于史实，要能客观，要叙述时不参己见，避免夸大、附会和武断。（《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史家的四长"）。
    此外，中国古代史家的实事求是的传统，还表现在倾向唯物论的史观上，如司马迁重人事而不重祯祥，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司马光的不喜佛老，不信祥瑞，认为"国之治乱，尽在人君"（《稽古录》卷16"万年图序"）；马端临的肯定变革等等。
    中国史学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被毛泽东大大地发扬了，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史学实践上。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近现代史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
    他用治史的精神去调查研究，又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去治史。
    他的许多著作中涉及到历史的部分，都是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晶。在《怎样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他说："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党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34）毛泽东强调的是对客观历史的纵横进行全面的系统地调查研究，从中找出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性。
    中国古代史家也有实地调查的传统。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就南游江淮，北涉汶泗，后又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足迹遍及东南西北（《太史公自序》）。毛泽东年轻时读《史记》，曾对此大加赞赏，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川大山，而其襟怀乃益广"（35）。通过调查访问，司马迁得到了许多文献中所不可得的材料。他不仅考察了各地的重大事件和人物逸事，而且了解了各地的语言风俗，山川地貌，印证了史实，丰富了史记的细节。后世史家，如明末清初的谈迁，如顾炎武，等等，也都曾为修史而做广泛的实地考察，体现了他们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
    历代史家，如司马迁在写《史记》时，还吸收了不少古老传说、野史稗闻，司马光作《通鉴》也广引杂史小说。出于同样的精神，毛泽东也很重视稗史笔记。他曾说，"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它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不读了，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36）毛泽东还提倡多看历史小说（37），那是把它们做为正史的补充，是着眼于了解整个时代风貌来读的。
    毛泽东治史不仅有宏观的气魄，也肯下微观的功夫。不仅要求做通史、全史，而且也主张写村史、家史。他曾说：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从研究最基层的家史、村史的微观入手，这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历史的基础（38）。
    其实，重视村史、家史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中国编撰地方志的传统由来已久，滥觞于先秦，发端于汉魏，大盛于明清，可谓源远流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极重方志。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文史通义》补篇一，"州县请立志科议"）梁启超说："前人作史，专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研究中国史，实际上不应如此，普通所谓某个时代到某种程度，乃指都会言之，全国十之七八全不是那样一回事。""如欲彻底了解全国，非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破下功夫仔细研究，各人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用力甚小而成效极大。"（《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中国史学传统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毛泽东对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发扬也是空前的。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是推动史学发展之必须。
    作者附记：本文原还拟有"微言大义与影射史学"和"打破正统观，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两部分，限于篇幅，另行发表。
    注释：
    ①②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499～500，498页。
    ③⑧⑨（21）（23）（24）（36）（37）（38）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75～176、22、204、176、150～160、36、203、37页。
    ④⑤（17）同上书，第170～171插页，毛泽东致范文澜函；第146～147插页，毛泽东致郭沫若函。
    ⑦⑩（18）（19）（20）（28）（29）（30）（31）（3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23～670、760、901～902、93、387～388、47～55、128～153、154～225、576、1355页。
    （11）《关于农村调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3日。
    （12）毛泽东在青少年读书时，曾一度崇拜梁启超，甚至因此为自己取号为"子任"。梁启超号任公。
    （13）《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6。
    （14）《史记》，标点本第三册，第878页。
    （15）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16）《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22）《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5）（35）《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39页。
    （26）（33）齐树楷：《史记意》，转引自《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114页。
    （27）《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34）《怎样研究中共党史》，《党史研究》创刊号。